刊印叢書在我國有悠久歷史。不過主持人的出發點主要似不外“網羅散佚”，或者說是以提供稀見珍本為主，有些甚至是相互爭奇鬥妍，各有所長。從保存文獻的角度看來，這樣做，當然也很有意義，只是這類叢書只能供專門家參考，要不然便是收藏家的珍品，在普及知識、推廣學術上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四部叢刊》所選是“家喻戶誦，如布帛菽粟，民不可壹日缺者”，這說法在今天看不免有點過份，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讀書、必備書，確實是事實。我國由於文化遺產豐富，同壹種書，傳本很多。在首先抓普及的前提下，《四部叢刊》盡可能選用當時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膾炙人口的吳梅村的詩，《叢刊》所收便是較為少見的《梅村家藏稿》，比壹般通行本名貴和可靠得多。
《四部叢刊》還收入了壹批非常有用的工具書，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宋刻《太平禦覽》之書，解放後，北京中華書局為了滿足學術界的迫切需要，將它單獨約定縮印成四大本（原來分裝成136冊），這壹上千年前問世的大型工具書，為今天科學研究所提供的寶貴資料實在太多，以致中華版雖壹印再印，在書店裏壹直供不應求，這事實說明了《叢刊》中所收的工具書如何深受歡迎。
《四部叢刊》還發掘了壹些從未面世的稿本。清代查繼佐的《罪惟錄》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於作者的立場是反清的，所以壹直沒有刻本。其中也許特別有興趣的是對徐光啟的評價。在所有當時的徐光啟傳記中，《罪惟錄》中的《徐光啟傳》是最翔實而公正的壹篇（比《明史》中的好得多）。這部十分重要的史籍直到“它收入了《叢刊》才能與廣大讀者見面（這書後來又單獨分別出了影印本和排印本）。《叢刊》中還有許多珍貴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