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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魏晉風度…語文論文

魏晉風度與盛唐魅力——論陶淵明、李白詩文中自由精神的張揚 鳥在中國傳統詩歌意象中歷來作為自由與理想的象征。鳥作為壹種客觀物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在天空中飛翔,矯健的身姿劃過天空,留下優美的痕跡,給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與人類的心靈產生某種契合,有了表達的欲望,於是借助飛鳥,將自己的主觀情意表達出來。恩格斯在論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猶太人”的形象時指出:“他們是使用不盡:每個時代都可以不改變他的實質而把他們據為己有”。把恩格斯的這壹論述移用到飛鳥形象上來,是最恰當不過的了。飛鳥形象自從<詩經>以來,歷經改造和豐富,成了我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象,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之壹。歷代眾多詩人,他們從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又把富有時代意義的思想感情傾註其中,寄托時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寫鳥類意象眾多的詩人與浩繁的詩文中,陶淵明與李白描寫的鳥意象較為系統、較為齊全。

陶淵明具有“大濟蒼生”的理想和抱負,但黑暗的政治和汙濁的社會現實卻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實現,他便只能以詩為武器,以鳥為武器。與現實抗爭,借鳥言誌,排泄心中強烈的憤懣。陶淵明在其鳥意象中展示了豐富的思想內涵。“鳥日弄歡新節,泠風送余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表現了壹種愉快的心情;。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寫詩人少時歡樂無憂,突出了以鳥之高翔比抱負之遠大的寬闊胸襟。“羈鳥念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表達對官場黑暗的憤怒;“望雲漸高鳥,臨水愧遊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反映了對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筆下處處有鳥,時時有鳥,鳥成為作者內心世界的反映,成為作者壹生的象征,鳥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鳥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則將他的壹生幻化為大鵬,將對自由的熱愛與追求,展翅於中華民族靈魂的天空,寫就了偉岸的自由精神,激勵著後人的精神和指引後人的追求。他壹再把自己比作大鵬,希望可以無拘無束地翺翔於天地間。他不屑如棲於蓬萊之黃鵠、蒼梧之玄鳳,不屑做銜木的精衛、報曉的天雞。因為那些鳥都喪失了自由,惟獨大鵬可以無拘無束地翺翔於天地之間,“大鵬壹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李白就這樣在大鵬的意象中表現了自己的個性。直到臨死前,還不能忘懷於大鵬,他沈痛地唱到:“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臨路歌》)在對大鵬的哀挽中,李白總結了自己的壹生。他幻化成了壹只大鵬,翺翔於中華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詩作中,以。大鵬”自況,表現了昂揚向上無所依侍的理想。大鵬與“斥鸚”相比。活動的環境“寥廓”與“藩籬”相比,鳳凰與群雞相比,分別象征了詩人情誌才力之超雋,反映了他與俗輩凡行的堅不***容,表現了他尖銳對立中的孤獨無奈。表現了他“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寂寞。這與陶淵明由離群失伴的孤獨與痛苦相比,壹個是曾經有過,漸趨平淡;壹個是自始至終,愈來愈濃;壹個是因暫時不能歸群而孤獨,壹個是因攻詆他類而孤獨。因此,以鳥自況的陶淵明、李白在趨求遠舉高飛、尋求理想境地這壹點上是同壹的,而在具體的趨求方式和形態上卻表現出顯著的差異。熱愛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淵明、李白詩的重要底蘊。而天空中無拘無柬的飛鳥的天性與人類在感情上對自然的原始依歸相吻合。陶淵明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來源於莊子,莊子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個充分強調作為個體的人的自由,他對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響了後世包括陶淵明和李白在內的壹代又壹代的中國文人,據朱自清<陶詩的深度)壹文統計:。陶詩用事,<莊子)

最多,***四十九次。”由此可見陶淵明對莊子的崇拜。李白則將老莊的無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體化、實踐化,他的大鵬形象取自<莊子>。但卻創造出比莊子筆下的大鵬更為具體,更為清晰,也更為完美,更富生氣的藝術形象。陶淵明、李白都崇拜莊子,都受到莊子影響,但二人筆下的追求自由的鳥意象,卻呈現出巨大的差別。陶淵明筆下的鳥意象,飛鳥、歸鳥、羈鳥都是嬌小的、極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種約束,不能伸展開來,不能摩飛九天;而李白筆下的鸞鵬鴻鷹意象系列,是禽鳥中的靈族異類,它們上可摩飛九天雲霄,下可俯視山川人間,振翅鼓翼能至千裏之遙,斂翮息神必擇奇枝異卉。無拘無柬、偉岸、強大。並且壹往無前,百折不撓。同樣受<莊子)對自由的追求的影響,為何二者會呈現出如此大的差別呢?我們從藝術創作中發現了這壹差異後,還應在人生實踐中尋找造成差異的原因。有作品認識人生,有用人生來說明作品。

陶淵明、李白詩歌中飛鳥意象的形態差異,其實是他們所處時代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理想的差異;是他們的個性與社會群體關系的差異。陶淵明選取“飛鳥”這壹寬泛的存在體,表現出認同當下生存環境的寬容心態。李白以風鵬鴛鸞與斥鸚蝤蛙的強烈對比,顯示了他孤傲不桀的個性和強烈的“舍我其誰”的生命意識。從現實生活來分析形成差異的原因,我們首先應該肯定時代背景的不同對二人創作的影響。歷史唯物史觀認為:“壹定的文化是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壹個展示了魏晉風流,壹個代表的盛唐魅力,時代的因素是影響其不同的原因之壹。

魏晉在我國歷史上是壹個特殊時期。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都處於激烈變革狀態。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帶來新壹輪的利益重組。伴隨這個歷史時期的特征是新舊勢力的爭奪、改朝換代的頻繁。從魏晉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斷更叠,社會上層爭奪砍殺,名士們壹批又壹批被送上刑場。留下的總是壹些痛苦悲哀的傳聞故事。正是由於殘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毀滅,使他們的人生慨嘆夾雜無邊的憂懼和深重的哀傷。“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停雲)顯示了詩人對時局的擔憂和。有誌不獲騁”的苦悶。越是灑脫不凡,超然物外,內心就更憂懼,驚恐,文章越是深沈美麗,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傷。陶淵明的超脫塵世與阮籍的沈湎酒中壹樣,追求亂世中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追求人的主體精神的張揚,追求理想的飛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負都使他對政治有過興趣和關系。他的特點是自覺地退了出來。“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感士不遇賦》),這是陶淵明回到田園去的根本原因。他堅決從上層社會的政治中退了出來,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農村生活的飲酒、讀書、作詩上。同處於社會政治無序狀態中,但他沒有那個時代士大夫對整個人生社會的空寞感,相反,他對人生,生活,社會仍有很高的興致,對生死問題和人生無常仍極為執著、關心。<形影神)就是壹個人生的追求和生命價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而是內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靈的生活,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在那個時代,他無法真正擺脫社會政治的牽制,不可能逃脫世俗的羅網,他只是相對很好地解決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特別是在他的詩境裏),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敏銳地發現了人在這兩難的境地中對自我存在價值的認識,把自‘古詩十九首>以來的人的覺醒提到了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尋求壹種更深沈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為在政治鬥爭的失敗而消極地退守田園,不是欲得權貴賞識而不得,轉而攻擊權貴,不是為了追求個人安危而放棄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歸園田居不是放棄自己的社會理想,而是在追求著另壹種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個人的存在價值,從這種抽象的榮辱觀念中解放出來,回到真實的人生。當然,他的理想並不同於我們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實現的,但世界上並不存在壹種絕對合理的理想,並且也沒有任何壹種社會的理想能夠真正得以實現。這裏的關鍵在於:他在那個時代代表了知識分子自己個性價值的實現,他不是傳統的的奴隸,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極主義者,不是壹個沒有自己獨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著個人價值的實現,追求著壹種自由精神的張揚,追求著他的理想人生,詩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和自信,狂傲的獨立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浪漫情懷,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精神風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個偉大的時代,成就了李白。唐代歷史揭開了中國古代史上最燦爛奪目的篇章,結束了數百年的分裂和內戰。大唐帝國在政治,經濟,財政,軍事上都非常強盛,壹個繁榮富強的帝國屹立於中國的大地上。這是壹個朝氣蓬勃而又充滿希望的時代。壹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漢魏舊學(北朝)與齊梁新聲(南朝)相互取長補短,推陳出新;另壹方面,中外貿易,交通發達。“絲綢之路”引進的不只是“胡商”雲集,而且也帶來了異國的禮俗、服裝、音樂、美術甚至各種宗教。“胡酒”、“胡姬”、“胡樂”?6?8?6?8是盛極壹時的長安風尚,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無所畏懼、無所顧及地引進和吸取,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傳統。經濟的高漲必然帶來文化的興盛,充滿朝氣和希望的時代又必然帶來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詩人更是其驕子。開元前期,我們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內文士的座次,高自標置,以文壇盟主張說、北海太守李邕與自己並列第壹,其余壹概擯落;王泠然上書宰相,直斥其“溫服甲第,飽食廟堂”;以<黃鶴樓>詩馳名的崔顥對豪門貴族表現出壹種“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憤慨;連山人孟浩然,也寧失去被貫官舉薦的機會,而決不放棄陶然壹醉?6?8?6?8開朗宏盛的盛唐時代為將莊盂的莢逸之氣從魏晉的虛無迷惘的氛圍中釋放出來,並回到真實的人生。這就是孕育天才詩人李白的時代背景與精神±壤。那位同樣既英且逸的風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獨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氣”壹語,為這壹時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時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這壹精神的代表。。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以及國舅磨墨,力士脫靴的傳說故事,都深刻地反映著那個時代初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們要求突破各種傳統的約束和羈勒;他們渴望建功立業,獵取功名富貴、進入社會上層;他們抱負滿懷,縱情歡樂,傲岸不馴,恣意反抗。

與陶淵明不同的是,李白對政治、理想的追求貫穿了他的壹生。早在初出山後,李白就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規定:“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弼輔,使寰區大定,海縣清壹,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為難矣”(<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對這種理想他是如此地執迷,不斷形諸歌詠,貫穿於壹生的詩文中。甚至在經歷人生的挫折和苦悶,在他的名篇<行路難>)中,仍樂觀地吟道:“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意謂總有壹天如宗愨乘長風破萬浪,屆時自當掛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說要為李白歸納出追求的目標和個性,我認為就是壹點,而這壹點與其說是哪壹家哪壹派的思想,無寧說是駁雜的思想積澱而成的壹種性格,壹種精神.這是盛唐的精神,壹個民族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壹個有遠大理想,有堅執的追求,有百折不撓的意誌的偉岸強大的形象來承載。於是,莊子的大鵬形象進入李白的視野:“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誌怪也;諧之言日:‘鵬之徙於難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也”(<逍遙遊》)。他從大鵬的形象中似乎發現了自己的靈魂,時代的影子,於是就情不自禁地在這壹形象中傾註了豪放不羈的特立獨行的個性和昂揚奮發的時代精神,創造出了壹個比莊子筆下的大鵬更為具體,更為清晰,也更為完美,更富有生氣的藝術形象,這就是‘大鵬賦》中的大鵬。這只大鵬“足縈虹霓,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裏飛雪”,顯得橫空出世其大無比。不僅寫了它的自由逍遙,無所羈絆,還寫出了它那“怒無所搏,雄無所爭”的力量。當鯤初化鵬時,。脫鬈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憑陵乎昆侖。百川為之崩奔。”這氣勢已經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飛翔時更是壹番驚天動地的景象:“簸鴻蒙,扇雷霆,鬥轉而天動,日搖而海傾。”“上摩蒼蒼,下覆漫浸。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旁嘆。”這大鵬既不同於蓬萊之黃鵠、倉梧之玄風,也不同於銜木的精衛、報曉的天雞。那些鳥或“馴擾於池隍”,或。拘攣於守常”,都沒有自由。唯獨大鵬不受任何束縛,任意地飛翔於天地之間。李白就這樣在大鵬的意象中表現了自己的個性。表現了對鸚雀之輩的封建權貴的嘲笑和蔑視;對壹切既定秩序和束縛的否定,對自我意識的肯定,對自由精神的贊美。這是李白詩中出現的鸞鵬鴻雁與斥鸚雉雞兩類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淵明政治理想受挫後,轉向田園求得心靈的安寧,個性的發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撓,代表了那壹盛世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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