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隆興元年（壹壹六三）進士（明嘉靖《建寧府誌》卷壹五）。乾道七年（壹壹七壹）除太學錄，出為嚴州教授。撰《通鑒紀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南宋館閣續錄》卷九）。淳熙九年（壹壹八二）遷軍器少監（同上書），出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為大理少卿，因事貶秩。光宗紹熙元年（壹壹九○）知常德府。寧宗慶元元年（壹壹九五），知江陵府，尋罷，自是閑居十載。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傳。
袁樞學識淵博，與當時學者朱熹、呂祖謙、楊萬裏有往來。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任國史院編修期間，負責修《宋史》之列傳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孫請托袁樞對章惇的傳記多加文飾。袁氏駁斥，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在嚴州任職期間，“乃自出新意，輯抄《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就《通鑒紀事本末》壹書。
他的歷史巨著《通鑒紀事本末》，全書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書中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鑒》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壹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
宋人楊萬裏曾評價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讀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 之以嘆且泣也”，更作《通鑒本末序》。朱熹看過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有批評：“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章學誠稱贊：“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晰，節目具詳，壹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壹，實前古之未見。”袁樞以後采用這種體裁撰寫歷史者，所在多有。如：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到了明清時際，紀事本末體大為流行，如馮琦、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張鑒的《西夏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以及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袁樞晚年喜讀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
《通鑒紀事本末》為中國第壹部記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記事本末體這壹新的寫史體例。同司馬遷的記傳體，司馬光的編年體同為史學上的三大巨作。列為歷史上的三大體裁，與司馬遷，司馬光並駕齊驅。對中國歷史的書寫有極大的幫助。獨立成篇。
全書42卷，約200萬字，上至戰國，下至五代，總括了1362年的歷史。這部書自成壹體，總記239事！按年代順序編錄，個事自立標題。
《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閑，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裏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壹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壹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誌”的袁樞來說，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敦的子孫，以同鄉關系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贊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壹，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壹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於《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壹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說，《資治通鑒》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壹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壹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壹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壹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壹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
鑒》簡化壹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壹句話。這樣，***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壹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蔔、鬼怪等絕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
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裏（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鑒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壹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
歷史編纂學的壹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壹定的作用。由於《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歷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註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註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壹些校勘做為註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有較好的壹種版本。
《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壹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壹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鑒》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壹手材料。總之，《通鑒》有的，它不壹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系，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壹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壹類的字樣。
《通鑒紀事本末》，宋本***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鑒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幹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壹種有論，壹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袁樞編成此書後，800多年來，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稱許。
袁樞史才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國史編修官分修國史傳時，浦城章惇曾以同鄉的情誼，命家人送閱自傳，請為潤飾，被袁樞嚴詞拒絕，並說：“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天下公議。”當時宰相趙雄總管史事，感嘆說：“無負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為禮部試官，任太學錄，他忠直地表奏治國三論：壹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幸榮利。孝宗命袁樞任大宗正主簿，並召他入殿面談。袁樞知道孝宗常以諸葛亮論兩漢盛衰壹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語為訓。他便以這句話為中心，作深入闡述發揮。歷述自漢武帝至唐文宗偏聽奸妄，招致禍亂的史實，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調任太府丞時，又直言孝宗有寵任武士，厭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參與軍國大事。孝宗感悟，對他說：“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
袁樞在朝任職不畏權貴。任大理寺少卿時，有通州民高氏因產業壹案，交大理院審理，殿中侍禦史冷時光受賄包庇，袁樞公然揭發。同列官員都怕他招禍，而袁樞不加顧慮，大膽陳奏，孝宗根據奏本，立即罷免冷時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彈劾禦史事例，自袁樞開始的說法。宋史評之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長江沿岸。如遇水災，人民就要流離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觀”。袁樞審察地勢後，決意移民，於是親赴楚觀規劃，建築民房，遷民安居，深為人民稱頌。
袁樞66歲時，因朱熹被劾為偽學，受到株連也被罷官，自此閑居10年，致力著作，到開禧元年(1263年)去世，享年75歲。著有《易傳解義》、《童子問》及《辨異》等。宋史評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最大的功績，在於開創了 “紀事本末體”先河，拓展了寫史體例，對後世影響極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對南宋政權的茍且偷安，關心民間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