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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論語的5種校勘錯誤

壹是純屬文字歧異,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論語》面目全非的。《論語·學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校釋》改“弟”作“悌”,改“泛”作“泛”,校語說:“出則悌,‘悌’舊作‘弟’,古字,今從皇本、正平本、邢本及敦煌諸唐寫本改今字……泛愛眾而親仁,‘泛’舊作‘泛’,古字,今改通用字”(第7頁)。兩條改動大可不必,因為“弟”、“悌”屬古今字,古代“弟”本來就有“順從敬重兄長”義,後來為了和“兄弟、弟弟”義相區別,才另造“悌”(今讀tì);而“泛”與“泛”是異體字,改與不改並不影響意義。類似的還有,“與”改“歟”、 “說”改“悅”、“知”改“智”、“取”改“娶”、“女”改“汝”、“道”改“導”等等。大家知道,校勘古書的目的,無疑為了恢復古籍原貌、準確理解古籍,以上改動,使古籍“走樣”、“失真”,並在《論語》的流傳過程中增加不必要的版本歧異。該書《例言》第壹條說:“本編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復《論語》文字的本來面目。”可是,古字變了今字、異體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為本字了,無疑與“最大限度地恢復《論語》文字的本來面目”這壹目標背道而馳。

二是毫無可靠依據而改。《論語·學而》有“賢賢易色”,歷來是訓詁疑點,此類問題,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對這些問題嘗試解決,但該書在證據薄弱的情況下,改成“見賢易色”(第8頁)。再如,《論語·子路》有“樊遲問仁”,《校釋》改成“樊遲問行”,理由是“樊遲問行,‘行’舊訛‘仁’,形相似,今改正”(第321頁)。還有:《論語·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釋》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據是“‘我’字舊在‘叩其兩端’前,蓋後人誤移,今據義移正”(第207頁)。以上可見,該書要麽不談依據,要麽憑“蓋……誤”之類的猜測之詞,就改動古書,未免草率了些。

三是提出新說或取舍舊說,不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和論證。“泛愛眾而親仁”壹句,作者改“仁”為 “人”,理由是“‘人’舊作‘仁’。按‘人’與‘眾’不相對,當以音誤。《大戴禮記·曾子立事》雲:‘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正作‘親人’,今據改”(第7頁)。揣摩文意發現,不如不改。因為《論語·顏淵》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概括為“仁者愛人”,是說“愛人”(即關愛眾人)是“仁”的體現,“泛愛眾”是具體行為和表現,“而親仁”是“泛愛眾”的性質和目的,“泛愛眾”和“而親仁”之間意義上有遞進、互補關系,全句是“廣泛地關愛眾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廣泛地愛人而親近人”(第8頁),“泛愛眾”和“而親人”變得意義重復了,孔子說話不會這樣羅嗦吧。所以《論語》眾多傳本都不作“親人”。把“仁”改成“人”,依據《大戴禮記》,如果《大戴禮記》引用了該句而作“泛愛眾而親人”,也算是個證據,但《大戴禮記》“親人必有方”與《論語》“泛愛眾而親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關系,憑借這類旁證,就改動《論語》原文,是缺乏說服力的。

還有,《論語·述而》有“舉壹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校釋》作“舉壹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作者按:“‘而示之 ’、‘吾’四字舊本無,據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寫本補”(第154頁)。其實,添補“而示之”三字殊為不經,因為“隅”是墻角,《論語》原意為“說壹個墻角如果不能明白其他三個墻角,便不再教他了。”這是孔子在打比方,所謂“舉壹隅”,是“虛”的;但加上“而示之”(即“並且給他們看”)之後,整句話的內容變成“實”的了,讓人感覺孔老夫子真的要“舉起來壹個墻角”了,不然怎麽“而示之(給他們看)”呢?所以,如此添補,使人難安。

該書《前言》中說:“特別需要指出,只有異文對校,並不能確保校出好的本子,因為異文需要裁斷,而裁斷異文,必須結合訓詁。只有在合理貫通、正確訓解的前提下,才能對異文作出合理的裁斷”(第45頁)。這話說得非常正確,足以讓所有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學者奉為圭臬。但是,怎樣才是 “在合理貫通、正確訓解的前提下”?則有見仁見智的問題。因而“對異文作出合理的裁斷”時,是否應該把“異文”材料的時間、地域因素考慮在內?

四是對聚訟已久的《論語》校勘上的爭論,不能做到擇善而從。《論語·學而》有“未若貧而樂,富而知禮”,“貧而樂”有的版本作“貧而樂道”,有無“道”字爭議已久,東漢鄭玄所見版本為“貧而樂”,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號稱“多存異本”,也沒有 “道”字,而陸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種傳本的,他所見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論語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論語義疏》,說明這些版本都沒有“道”字;而主張當為 “貧而樂道”的有清代學者阮元、武億等,依據是傳世本(即國內亡佚,又從日本引進的)皇侃《論語義疏》,但是敦煌發現的幾種《論語義疏》的唐寫本中都作 “貧而樂”,沒有“道”字。所以,關於傳世本《論語義疏》有“道”字,有的學者指出其為“衍字”。(單承彬,《“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校正》,見黃懷信、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108頁)綜合各種情況看,宋代以前的各類版本中,都沒有“道”字。近年發現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中作“貧而樂”,據考古研究,這是西漢時期的文獻,也是現存最早的《論語》寫本,沒有經過後人的竄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釋》把“貧而樂”改成 “貧而樂道”,實屬可商。

五是“失校”問題。既然書名“新校”,毋庸置疑,應該對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參考,否則無法體現其“新”。可是,《校釋》對近年《論語》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關註不夠。例如《論語·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中作“節戎”,(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頁)“節”為“節”字繁體,與“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中也作“節戎”,已經有學者發表論文,指出傳世的《論語》《周易》中的“即戎”當為“節戎”,“即戎”是“參加戰爭”,“節戎”是“減少兵戎之事”,這正和自稱“軍旅之事未之聞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張相符合,《校釋》對這些新結論可以不采納,但在校語中列出來以供讀者參考則十分必要,何況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最可信的漢墓竹簡《論語》的信息?

以上顯示,作者對《論語》原文的改動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論。如果要“校出”壹部“《論語》定本”的話,這些可商之論,要麽需要慎重取舍,要麽需要補充更加有說服力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