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紀之初，我們應該回顧過去。在回顧和展望本學科研究的同時，我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以科學的態度和理性的精神系統地觀察這壹基本的、最起碼的基礎和前提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我們對幾代學者近百年的辛勤工作充滿敬意。他們在數據抓取、上下文清理、類別判定、系統構建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此外，就文體批評史的研究而言，在20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以及90年代曾出現過兩次高峰，而由王運喜和谷宜生主編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為這壹學科在26世紀的進壹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與此類研究的顯著成就和豐碩成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對學科特點的反思卻相對薄弱。特別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研究主體本身，似乎還是壹個盲點。從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陳忠範、、羅根澤、，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閔澤、黃、、周訓初、、、、、蔡振初，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已有十余部。雖然大部分都涉及到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反思，但其中也不乏作過細致分析的人，如陳忠範、羅根澤、、黃、周訓初、、、蔡振初等。，但涉及到他們的稱謂，能解釋清楚或準確理解的，卻真的很少。(註:至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對參照物的解讀，確實如此。就我們所能查閱到的十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而言，應該說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對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了本體論意義上的思考和論述。雖然有很多人詳細分析過，但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給出過全面準確的解釋。陳忠範先生(上海中華書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以“文學批評”為題作了詳細分析，其第三章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通論”，但無具體說明(見該書第1 ~ 9頁)。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新文藝出版社，1955版)只關註文學批評的產生和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詳見導言)。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壹)》(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版)是對這個問題猜測最多的人之壹，但至今未給出肯定的說法(詳見導言)。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版)區分了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的區別以及中國文學批評的分類(詳見導言)。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批評史著作最早引起我們的註意，是在我們推黃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略》(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版)和周訓初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略》(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版)時。顯然，他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但由於時代的原因，他們仍然沒有觸及參考文獻的多重性問題，他們的表達也不全面和準確(見黃澍的概述和周鑄的介紹)。蔡忠祥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壹)》(北京出版社，1987版)明確提到了“正名”問題，並付諸實踐(詳見本書36-37頁序言)。至於王、顧的《通史(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雖然在語義上非常詳細，而且是基於韋勒克·沃倫、劉若愚的觀點，但在文本上並沒有把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重點，而是用“文學批評”代替了文學批評史(見該書第壹部分《先秦時期的文學批評》)蔡振初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嶽麓書社， 1999版)對此進行了謹慎的探討，但蔡先生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作為壹個部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與作為壹門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之間的層次區別和聯系。 所以在蔡先生那裏，有這樣的說法:“文學批評史作為壹門學科，是文學批評和歷史學交叉的學科。”(見本書第37頁)。)。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以著述的形式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原因真的很耐人尋味。
這種情況使得我們在本體論意義上審視和思考這個課題時，不得不面對這樣壹個尷尬的局面:壹方面是稱謂的多樣性。根據教育部的認定，這門學科的正式名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但在目前的教學和研究中，除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外，還有其他名稱用來指代這門學科，如“中國文學理論史”、“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國文學美學史”、“中國詩學”等。對此，學術界表面上采取默許的態度，都明白研究壹般在哪個領域進行，並在壹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下不斷賦予新的含義。這種泛化的態度有時會使術語和範疇的內涵過於寬泛，難以準確界定。其實每個研究者都很清楚，文學批評史不同於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文學美學史，其外延並不完全壹致。這不得不讓壹些研究者采取謹慎的態度。從建國前的陳忠範、羅根澤、朱東潤，到新時期的蔡忠祥、羅宗強、張海明，壹直為學科名稱的區分、界定和討論而憂心忡忡，甚至有學者采取措施對其名稱進行整頓或提出這樣的主張。(註:詳見蔡忠祥《中國文學理論史(壹)》導言，北京出版社，1987，第36-37頁；張海明對古代文論研究學科性質的思考，《文學遺產》第5期，1997。)。另壹方面是指控的不確定性。作為壹個學科名稱，“中國文學批評史”指的對象不止壹個，部分原因是前壹個原因，即既定的名稱不斷被賦予新的含義。但問題是，當“文學批評史”作為壹個外來詞輸入中國或者“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壹個特定的符號時，其所指本來就是多重的。而這壹點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註，更不用說深究了。這種習慣性的思維模式不僅會直接影響我們對相關問題的準確理解，有時甚至會因為邏輯模糊而影響意思的正確表達。
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近壹個世紀的研究中，這種情況幾乎被忽略了。迄今為止，當我們面對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價值等壹系列基本問題時，仍有許多困惑甚至誤解。甚至學科名稱至今也沒有統壹，以至於因名稱多樣，參考文獻不確定而眾說紛紜。這種情況造成的無謂爭論和討論，自然會無端傷害壹些學者的學術生活，徒然占據壹些領域的思考空間。因此，聯系即將到來的265，438+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指涉闡釋不僅是制約本學科研究效率的問題，也是關系到本學科科學定位和能否在學術界獲得充分理據並立足的問題。
那麽，中國的文學批評史是怎樣的呢？換句話說，它的具體參照對象是什麽？按照我們的理解，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壹個語言符號和名稱，至少涉及三個對象，或者說至少涉及三個層次的意義。即可以指壹個學科、壹個研究範疇或方向、壹個研究對象。
第壹個層面，應該是指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壹門學科，其內容極其豐富，領域極其廣闊。壹些學者也對這壹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和系統的整理。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壹門學科的研究內容總體上應分為四個方面:(1)中國古代文學批評:1。批判理論(批判理論、原則、標準和方法)；2.批評實踐(作家作品評論)；(2)中國古代文論:1。文學理論(文學概念、文學功能)；2.文學理論(創作論、技巧論、形式論、變化論、鑒賞與批評)；(3)中國古代文學思想:1。文學思想；2.文學辯論；(4)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論體系，2。理論傾向和形式的特點。
從研究手段或側重點來看，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資料整理:1。原著的校對、註釋和翻譯；2.索引、課本書、字典等工具書的編寫。(2)理論研究:1。歷史研究:(1)文學理論批評通史；(2)側重於某壹部通史，如批評史、理論史、思潮史；(3)斷代史；(4)分裂文學理論的歷史；(5)專史；(6)品類歷史；2.理論研究:(1)專人和專著研究；(2)重要命題和範疇的研究；(3)中外比較文學理論研究；(4)跨學科研究。(3)學科史研究。
從研究材料來看，可以分為十個方面:(1)理論色彩濃厚的文學作品；(二)列入傳統的詩歌批評，包括詩詞等批評作品；(3)散見於其他文集的有關詩歌等文體的書信、筆記、隨筆；(四)詩詞歌賦和小說、戲曲的序言、後記和評論；(5)文選、選本中體現的文學思想和批評觀點；(六)以文學作品形式存在，直接表達作者文學觀點的作品；(七)間接表達作者文藝思想的文藝作品；(8)散見於歷史、哲學、宗教、文化典籍中的相關資料；(9)口頭民間故事和傳說中蘊含的文學思想；(十)代表壹定時期審美觀念、品味、時尚的藝術作品。(註:張海明:關於古代文論研究性質的思考，《文學遺產》第5期，1997。)
通過這種系統的整理和細致的劃分，可以看出，“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壹門學科，應該涵蓋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即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指的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如果不在乎語言本身的穩定性和約定俗成的權威意義，那麽在這個層面上，兩者是完全可以互換的。這可能部分揭示了許多學者總是習慣或更喜歡用中國古代文論來指代這壹學科的原因和情結。或許，就現實研究而言，用“中國文學批評史”來命名這個學科似乎太過狹隘，有點名不副實。而且，即使改成《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也很難包含其全部研究內容。但如果從常規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個層面，應該是指以作品形式出現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稱為狹義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實際上，這個層面的指代，是最符合這個標題在導入和推導之初的本義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被壹級推廣作為壹個學科的名稱。在學科建立之初，它在這兩個層面的參照是相同的，或者說是重疊的。換句話說，同壹個所指對象獲得了兩種不同的意義，兩者是三位壹體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