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經學的興起和興盛
古“六經”經過孔子的壹番整理，傳給了弟子們。孔子歿後，“六經”主要在孔門弟子和再傳、數傳弟子間得以傳播。清初朱彜尊《經義考》認為：“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遊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孔子弟子傳經者中，比較傑出的是子夏。南宋洪邁《容齋隨筆》雲：“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壹雲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壹雲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壹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訓說。於《春秋》所雲不能贊壹詞，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榖梁赤者，《風俗通》亦雲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撰定也。”洪邁的說法，有些是值得懷疑的，比如認為《公羊》、《榖梁》同為子夏所傳，就不大可信。但也至少可以說明子夏在傳經方面的貢獻。
荀況則是戰國時最傑出的傳經者。漢應劭《風俗通義》指出：“孫卿善為《詩》、《書》、《禮》、《易》、《春秋》。”荀子傳授的經典，據清人汪中 《荀子通論》和近人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等著作，有《詩》、《春秋》、《禮》，還可能有《易》、《春秋公羊傳》。荀子還善於吸收經典中的說教，闡述自己的主張，在“經”的名義下，發揮自己的思想，這實際上開了董仲舒以下義理派經師的先河。
秦時，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的經書遭受了空前的厄運。漢興，儒生們開始了恢復經書的工作。秦火中受害最大的是《尚書》，秦亡後，原秦博士官濟南人伏生將藏至墻壁內的簡冊取出，有幾十篇朽了。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用漢朝通行的隸書(今文)寫出，教於齊魯之間。《禮》經只有《士禮》十七篇，漢初有高堂生能傳。漢初傳《易》的有齊人田何。傳《詩》的則有魯人申公傳《魯詩》，齊人轅固生傳《齊詩》，燕人韓嬰傳《韓詩》。《春秋公羊傳》則有董仲舒、胡母生傳之。這些傳授的儒家經典，都是用“今文”記錄，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也都是立的今文博士。終西漢壹朝，是今文經學大行。
西漢經師傳承，講究嚴守師法家法。從學者對老師有關經文音義、註釋、訓詁的解說，只能遵循，不能有所改變。關於師法和家法，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論述道：“或謂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師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學必先有所師，而後能成壹家之言。若論其審，則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間微有不同。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家法。” 當時的家法很盛行，以《禮》為例，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而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今文學派主要治經方式是章句，本指訓釋、理解文義而分章斷句。起初章句之學註重以義理說經，比較簡賅。後來越來越流於碎屑煩瑣。今文經學治經思想是講究“微言大義”以便於儒生根據統治者的需要加以發揮。
在經學史上，義理壹派似乎更被統治者所倚賴和重視。兩漢時期今文經學壹直是官學，理學自宋至清壹直被統治者所推崇。究其原因，蓋義理壹派更能在儒家經典的框架內靈活地吸收壹些其他學派的說法，加以消納，適應時代需要，創立壹套能為統治者服務的理論。這壹傳統自董仲舒就開始了。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最著名的大師，儒家發展史上的重要大儒。但他的儒學已不是純粹的孔子意義上的儒學，而是雜湊了陰陽五行學說，還夾雜了法家壹些觀點，以 《公羊》為藍本和依據，借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把自己的思想以“《春秋》之道”“《春秋》之義”“《春秋》之法”的形式，著書立說。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等。
董仲舒生活在西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空前強大和統壹，他從維護國家統壹的要求出發，闡發《春秋》“大壹統”之旨。他還提出了“天人感應說”。他說：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危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他壹方面奉勸統治者對人民施壹些“寬政”，另壹方面又把君權神聖化，所謂“天子受命於天”。他還提出了壹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倫理學說，以維護封建秩序。董仲舒的這些理論是很適合封建統治者口味的，儒術得以獨尊，實賴董仲舒之力焉。
西漢中期有壹件學術大事，即石渠會議。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由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宣帝親自稱制臨決。這次會議完成了壹百五十五篇“石渠議奏”，包括《尚書》、《禮》、《春秋》、《論語》議奏和五經雜議。隨後宣帝下令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春秋榖梁》博士，加上石渠會議前增立的施氏《易》、孟氏《易》，宣帝黃龍元年，博士的名額***有十二位。
在今文經流行的同時，還有周秦以前的古文字書寫的經典傳世。據傳來源有三：(壹)武帝末魯***王劉余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禮》、《論語》、《孝經》等。(二)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征得先秦古籍 《周官》、《尚書》、《禮》、《禮記》等。(三) 民間獻書。
西漢時今文經學人多勢眾，又是官學，相比之下，古文經學就勢單力薄了。西漢壹朝於古文經有力的只有孔安國等少數人。《漢書·儒林傳》載：“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今古文經主要分歧是對孔子和“六經”的看法不同。今文經派認為“六經”經過孔子制作，是托古改制的書，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尊孔子為素王。古文經派認為孔子傳“六經”述而不作，“六經”是古代史料，視孔子為史學家。今文經多講“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古文經則註重訓詁考證，政治上比較保守。
西漢末年，劉歆官中壘校尉，在府庫整理群書。他認為“六經”經過戰國戰亂，已有散失，特別是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劉歆傳》)。至於漢興除挾書之律“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今文憑口耳相傳，已“朽析散絕”，而古文經得自孔壁，較為可信，可補今文經的殘缺。建議設置《周禮》、《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博士。劉歆的建議，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對，從此揭開了縱貫東漢，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爭的序幕。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憤怒地指責反對者“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余道，絕滅微學”(同上引)。王莽執政，因為古文經的復古傾向，得到想托古改制的王莽重視，古文經壹度立博士。但這只是曇花壹現，隨著王莽的覆敗，古文經博士亦廢。
光武中興以後，今古文又掀起了第二次論爭 *** 。爭論的起因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古文經《費氏易》、《左氏春秋》為博士。爭論的結果是《左氏春秋》設立博士，但不久又廢。
第三次今古文經派爭論是章帝繼位不久，爭論的雙方首領是古文經師賈逵，今文經師李育。這次論爭的結果導致了白虎觀會議的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今文學家居多，但也有賈逵、班固等著名經古文家。會議講議五經異同，壹連講了幾個月。章帝親臨裁決，會議的直接成果是由班固記錄撰定的《白虎通》壹書。
《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主構成，同時融會了各家學說的合集。書中的基本觀點同董仲舒《春秋繁露》差不多。宣揚“天人合壹”，強調君權神授，正式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政治倫理原則。書中大量引用緯書作論據，合神學、經學於壹爐。這次會議以後，今古文經學在壹些方面有合流的趨勢。
大凡事物之理，皆不出盛極而衰，途窮則變。這壹辯證原理也貫穿二千年經學發展史的始終。今文、古文經學此伏彼起如此，玄學、理學異軍突起亦如此。西漢壹朝，今文經大盛，時至東漢，它仍然是統治者扶持的官方學派。這不但不能挽救它的衰微，而且加速了它走向荒誕和迂腐。今文章句之學，越到後來越變得煩瑣空疏，有的解說動輒百萬余言，廢話連篇。為迎合東漢統治者的意旨，今文經學附會讖緯，迷信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古文經學昌盛起來了。
東漢湧現出了不少古文經學大師，他們大都博通群經，篤實嚴謹，在我國訓詁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賈逵，從劉歆受 《左氏春秋》，兼習 《國語》、《周官》，又受 《古文尚書》於塗惲，學 《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壹篇。他於今文經學亦有涉覽，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榖梁》。漢章帝雅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他很器重賈逵的才學，先後兩次詔他入北宮白虎，南宮雲臺講學。在這兒，他與今文家李育進行辯難，提高了古文經學的地位。賈逵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萬余言。
鄭眾，從父鄭興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歷》，兼通《易》、《詩》。作《春秋難記條例》，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後漢書·儒林傳》又記其傳《周官經》、《毛詩》、《費氏易》，《後漢書·馬融傳》記其註《左氏春秋》。
馬融，從摯恂受學，博通經籍，《後漢書·馬融傳》載：“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註，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註 《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等。馬融治經，已有兼采古今經各家經說的傾向。
許慎，少博學經籍，當時人稱贊他“五經無雙許叔重”。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十四篇。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魏晉年間，杜預 《春秋經傳解》行世之前，壹直為經學者所習。
東漢唯壹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是何休。何休是董仲舒的四傳弟子，精研六經。何休在東漢末年黨錮禍起的情況下，“屢陳忠言”。在受到宦官集團排擠後，懷著“補敝起廢”的企圖，整理和解詁《公羊》，博采諸家，擇善而從，撰《公羊解詁》，闡述他強化君權，提倡孝道，選賢任能的思想。另有 《公羊墨守》、《左傳膏育》、《榖梁廢疾》，申《公羊》，斥《左傳》、《榖梁》。
東漢後期的古文經學大師，所以取得卓著成就，往往在於他們是壹代通儒。他們能突破古文經師家法的門戶之見，吸收今文家學派的壹些合理成分。這說明，今古經文學在進行鬥爭的同時，還有融合的傾向。到了東漢末年，屬於古文經學派的大師鄭玄終能兼采今古文所長，成為壹個集大成者。
鄭玄少在大學受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可見鄭玄既學習今文經學，也學習古文經學。後來，“山東無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辭別馬融後，“玄自遊學，十余年乃歸鄉裏。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鄭玄的著述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壹是遍註群經，二是混淆家法。著《駁五經異義》以駁許慎，又著《發墨守》、《起廢疾》、《針膏肓》以駁何休。鄭玄之學，最精於《三禮》，著述凡百余萬言。
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後漢書·鄭玄傳》這樣評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相互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學興起後，“世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壹人而已。鹹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魏博士張融說：“玄註淵深廣博，兩漢四百余年，未有偉於玄者。”範曄也說：“鄭玄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後漢書·鄭玄傳》)從此，延續了二百多年的經今古文之爭平靜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