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老舍：
老舍（1899～1966）中國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滿族。北京人。出生於城市貧民家庭。
生平和創作 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
1924年，老舍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自1925年起，陸續寫了3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對烏煙瘴氣的教育界作了生動的揭露；《趙子曰》的鞭撻鋒芒指向以新派自詡其實醉生夢死的青年學生；《二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國的北京人，諷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產的社會土壤裏培植出來的“出窩兒老”的畸形心態——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語，俏皮的幽默筆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風情，通過閉塞守舊、茍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對於祖國命運的憂慮，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和思想視角。3部作品陸續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後，引起文壇的註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1929年夏，繞道歐、亞回國。在新加坡逗留期間，為當地高漲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創作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在這兩所大學，相繼開設文學概論、外國文學史、歐洲文藝思潮、小說作法等課程。課余繼續從事創作。沿襲原來的藝術取向的，有長篇小說《離婚》和《牛天賜傳》等，都寫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劇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寫從淺露趨向含蓄，相當圓熟地形成他作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態的風俗畫師、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獨特的藝術風格。面對愈來愈嚴酷的社會現實，創作出現兩種新的趨勢：壹是日益關切國家大事，由此觸發寫作的靈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慘案的刺激，寫了《大明湖》，九壹八事變引起他“對國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說《貓城記》的問世；壹是更加關懷城市貧民的苦難，以此作為主要描寫對象，《月牙兒》敘述母女兩代淪為暗娼，《我這壹輩子》訴說下級警察的坎坷經歷。在《駱駝祥子》中，以農村來到城市拉車的祥子個人的毀滅，寫出壹場沈痛的社會悲劇。把城市底層暗無天日的生活引進現代文學的藝術世界，是老舍的壹大建樹。《駱駝祥子》是他個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作品。他從30年代初起 ，開始寫作短篇小說 ，作品收入《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號》、《斷魂槍》諸篇，綽約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濟南淪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漢。1938年3月，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任總務部主任。抗戰8年中，對文藝界的團結抗日多有貢獻。他寫於抗戰時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為民族解放服務為題旨。戰爭初起，他熱情提倡通俗文藝，寫作宣傳抗日的鼓詞、相聲、墜子等小型作品，供藝人演唱。隨後，轉向直接向群眾宣傳的話劇創作 ，連續寫劇照了《殘霧》、《張自忠》、《國家至上》等10余個劇本，頌揚民族正氣、表彰愛國誌士，批判不利於團結抗日的社會弊端，在當時起了積極的宣傳作用。自1944年初開始，進入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的創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會和所擅長的幽默諷刺藝術。小說刻畫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內心沖突，於苦難中升騰起來的覺醒和抗爭，自然也有消極逃匿和無恥墮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戰時期的力作，也是抗戰文藝的重要收獲 。1946年3月，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壹年期滿後，繼續旅居美國，從事創作和將自己的作品譯成英文。
新時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華人民***和國建立，老舍立即啟程回國。新社會的新氣象使他極為振奮，不久就發表以藝人生活為題材的劇作《方珍珠》。1951年初創作的話劇《龍須溝》上演，獲得巨大成功。劇本通過大雜院幾戶人家的悲歡離合，寫出了歷盡滄桑的北京和備嘗艱辛的城市貧民正在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是獻給新中國的壹曲頌歌。《龍須溝》是老舍創作新的裏程碑，他因此獲得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稱號。50～60年代，他在文藝、政治、社會、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擔任多種職務，但仍然勤奮創作。作品以話劇為主，有《春華秋實》、《西望長安》、《紅大院》、《女店員》等，以刻畫北京市民告別舊生活、迎接新時代的精神歷程的作品較為成功。他還寫有散文《我熱愛新北京》。自50年代後半期起，老舍在話劇《茶館》、《義和團》(又名《神拳》)和小說《正紅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轉而描繪近代北京的歷史風雲。《茶館》以壹座茶館作為舞臺，展開了清末戊戌維新失敗、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盤踞時期、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3個時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動向，寫出舊中國的日趨衰微，揭示必須尋找別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話劇藝術在這個劇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館》是當代中國話劇舞臺最享盛名的保留劇目，繼《駱駝祥子》之後，再次為老舍贏得國際聲譽。
老舍在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思想上藝術上不斷取得重要進展和突破。他寫作勤奮，孜孜不倦地涉獵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是位多產作家，壹生寫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於1966年8月24日自溺於北京太平湖。
其次是魯迅：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
魯迅是我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為《新青年》寫稿時使用的筆名。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壹個破落的大家庭裏。紹興是壹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保留有眾多的名勝，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留下的遺跡，近代反清女傑秋瑾從容就義的軒亭口，等等。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戲劇演出和傳說故事。鄉親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個“鬼”：壹個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壹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女吊；另壹個是腰束草繩，腳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無常”。鄉土傳統與民間文化，深深地影響著魯迅的壹生。
魯迅從小就表現出活潑的性格。因為外祖母家在農村，魯迅也就有了壹批農民小朋友，壹起在朦朧的月色下，劃著白色的小航船，趕去看戲；回家的路上，肚子餓了，就“偷”自家地裏的豆煮了吃。魯迅還在叫做“百草園”的後園裏，發現了大自然的無窮趣味：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傳說……正是這樣自由的童年生活，開發與培養了未來作家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
6歲時魯迅告別了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拜本城中極方正、極有學問的壽鏡吾老先生為師，壹直讀到17歲。在這裏，他熟讀了儒家的經典，又在課余廣泛閱讀了儒家之外的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不僅關註歷史、人事，也註意觀察自然。這樣開拓了魯迅廣闊的精神空間，為魯迅以後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
魯迅的童年也有陰影：13歲那年，祖父因故入獄，不得不隨著全家到親戚家避難；以後父親病重，家庭生活也從小康陷入困頓。作為長子的魯迅，不得不經常出入於當鋪與藥店，在周圍人的歧視與侮辱中，感受社會的冷酷與勢利。父親最後因庸醫的延誤而過早離世，更給少年魯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人世與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歲的魯迅，揣著慈母多方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了家鄉，到異地去尋求新的出路。他先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又改入路礦學堂。在求學期間，魯迅開始接觸物理、數學、化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並閱讀外國文學與科學著作。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更給他帶來了壹陣驚喜，他從《天演論》所介紹的進化論學說裏，接受了壹種自強、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學，同時強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競爭的世界裏，處於落後地位的中華民族的危機。
1902年，魯迅東渡日本，兩年後懷著“科學救國”的夢想，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希望畢業以後回國救治像父親壹樣被誤的病人。在仙臺，他雖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學的藤野嚴九郎先生那樣關心自己的老師，但也不時受到歧視；特別是有壹次課堂裏放映記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看到壹個替俄軍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旁邊竟站著壹群中國人在圍觀。魯迅受到極大刺激，由此覺悟到醫治精神上的麻木比醫治身體上的病弱更為重要，改變中國第壹要著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推文藝。於是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他和朋友們熱烈地討論著：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它的病根何在?並於1903年、1907年、1908年公開發表了第壹批論文，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喚“精神界之戰士”。
魯迅於1909年回國後，壹直在痛苦地思索，沈默了將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動下，提筆寫了《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這是中國第壹篇現代白話小說。小說通過壹個“狂人”之口，對幾千年的舊傳統提出了大膽的質問：“從來如此，便對麽?”揭露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是壹部“吃人”的歷史，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小說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震動，魯迅壹發不可收，連續寫了多篇小說，後來編為《吶喊》《仿徨》兩本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後來對自己的創作追求作過說明，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要使中國人民覺悟起來，“改良這人生”，因此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他最關註的是下層社會“不幸的人們”，創作了許多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描寫題材。魯迅在觀察與表現他的小說主人公時，始終關註的是“病態社會”裏的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藥》裏，他僅用壹床“滿幅補釘的夾被”暗示了華老栓壹家生活的貧困，正面展開描寫的是他們吃人血饅頭的精神的愚昧。在《故鄉》裏，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閏土的貧窮，而是他壹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於描寫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權下所感到的恐怖。魯迅同樣嚴峻地揭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辛亥革命時期獨戰多數的英雄，在強大的封建傳統的壓力下，像壹只蠅子飛了壹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沈中消磨著生命(《在酒樓上》)；五四時期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於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禦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傷逝》)。
魯迅還說過，他寫小說，是因為青少年時代許多痛苦的記憶，使他不能忘卻。於是，當年在日本幻燈片裏所看到的那些圍觀的麻木的中國人(魯迅稱之為“看客”)，就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在《孔乙己》裏，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舉人殘忍地打斷了腿)，沒有引起周圍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圍觀著取笑他；在《祝福》裏，人們爭先恐後地趕去聽祥林嫂講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並不是出於同情，而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無聊的生活中尋求點刺激。而這些人在聽厭了之後，又立刻唾棄，對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們就是這樣鑒賞著他人的痛苦，這不僅是麻木，更顯示了壹種人性的殘酷。而在《藥》裏，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懷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的信念，自覺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卻急急忙忙趕著去“看”他被殺，茶館裏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為閑聊的談資。先驅者的壹切崇高的理想與流血犧牲，全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表演。在這些描寫的背後，讀者不難感覺到，魯迅用壹種悲憫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說正是對現代中國人的靈魂的偉大拷問。魯迅如此無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的社會”。魯迅由此開拓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對人的靈魂的毒害與咀嚼。
最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小說的這種“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特點的，無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魯迅自己說，他寫這篇小說是為了畫出“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並且說“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阿Q)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於是，中國的讀者也就永遠記住了，並且永遠擺脫不掉這位頭戴氈帽的阿Q。魯迅在他身上發現的是“精神勝利法”：盡管阿Q處於未莊社會最底層，在與趙太爺、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沖突中，他都是永遠的失敗者，但他卻對自己的失敗命運與奴隸地位，采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辯護與粉飾的態度。或者“閉眼睛”：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落後與被奴役，沈醉於沒有根據的自尊之中：“我們先前——比妳闊得多啦。妳算是什麽東西!”或者“忘卻”：剛剛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啪啪響過以後，就忘記壹切而且“有些高興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類)發泄，在轉嫁屈辱中得到滿足。或者“自輕自賤”，自甘落後與被奴役：“我是蟲豸——還不放麽?”在這些都失靈以後，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覺中變現實的失敗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說壹聲“兒子打老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壹般”，也就心平氣和，天下太平。而壹旦造起反來，也是做著想要什麽就有什麽的奴役他人的夢。因為魯迅，人們終於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身上的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壹。因此，小說的結尾，阿Q在走向法場前的壹瞬間，突然感到可怕的狼壹樣的“眼睛”在“咬他的靈魂”，高聲壹叫：“救命……”所有的中國人讀到這裏，都被震動了。小說後來翻譯成多種外文，許多外國讀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發現了阿Q，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就表示，阿Q讓他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這或許表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是壹種人類精神現象；魯迅的《阿Q正傳》可以說是壹部“為人類寫作”的作品，它不僅是最早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於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
魯迅的《吶喊》《仿徨》不只是以“表現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別”吸引了廣大讀者。早就有人指出，魯迅的每壹篇小說都試驗著采用壹種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顯示了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記》用的是“日記體”，按照“狂人”心理活動的流動來組織小說。《孔乙己》又別出心裁地選用酒店的“小夥計”來講述故事，以壹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與老板)的麻木與殘酷，而“他”自己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後又冷酷地拒絕了孔乙己教自己識字的好意，終於成為“看客”中的壹員。《藥》更是出人意料地將小說的主人公夏瑜置於“幕後”，而以主要篇幅描寫人們對他的犧牲的種種反應，讓讀者在自己的想象中來完成他的形象。《故鄉》《祝福》這樣的“第壹人稱敘述”的小說，都講了兩個故事：在講述“他人”的故事(閏土的故事、楊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兩類故事互相滲透、影響，形成了壹個復雜的結構。魯迅這樣自覺的形式試驗，使他成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深刻地影響著後來的作者。
在寫作《吶喊》《仿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於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詩《野草》(作於1924－1926年，1927年出版)。這是兩部寫法與風格迥異的現代散文的經典。《朝花夕拾》最初陸續在報刊發表時，總題為“舊事重提”，魯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時，水鄉的夏夜，在大樹下乘涼，聽老人們談閑天、說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談閑天，是對生命的童年時代(“朝花”)的回憶與重提。於是，在魯迅生命歷程中，留下印記的人和事都壹壹流瀉在魯迅的筆端：民間傳說中的“無常”，父親的病，百草園和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還有我們沒有提及的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壹生坎坷的老友範愛農，等等。魯迅是懷著溫馨的愛去回憶的，從中顯露出魯迅心靈世界最為柔和的壹面，又內含著壹種深沈的悲哀。《野草》是另壹類散文，是“夢”的產物：全書三分之壹的篇章都以“我夢見”為開頭。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壹個奇詭的世界：夜半時分的幻覺中聽見“吃吃”的聲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影”來“告別”(《影的告別》)；青白的冰谷中看見“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死火》)；“狗”追著“人”，大聲質問，“人”拼命“逃跑”(《狗的駁詰》)……魯迅把他在兒時敷演童話的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借以表達自己微妙的難以言傳的感覺、情緒與心理，對人的生命進行更深層次的哲理思考。魯迅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裏”，讀者也因此有機會借《野草》去窺見魯迅靈魂的深處。
魯迅在進行小說、散文創作的同時，又在《新青年》等報刊雜誌上發表雜文。五四前後，他在北京期間所寫的雜文，編有《熱風》《墳》(其中壹部分是世紀初寫的論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魯迅因北方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後在廈門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壹時期的雜文主要收在《而已集》裏。1927年底，魯迅定居上海，開始了他“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並以主要精力進行雜文創作。先後出版有《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等。
魯迅曾經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作為壹種報刊文體，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作出最迅速的反應，並及時得到社會的反響。因此，它是魯迅這樣的時刻關註國家民族命運、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與他所處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魯迅又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並因此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魯迅壹生都在戰鬥，懷著“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範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民族的奴役、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老人對少年的摧殘、強者對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說他這樣做，並不是個人的意氣，而是為了中國與人類的“將來”，因此他的壹切批評“實為公仇，絕非私怨”。魯迅的15本雜文集，就是從五四前後到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就是壹部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而作為壹個作家，魯迅更為關註的是在歷史事變背後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應與變動。魯迅曾充滿自信地說：“‘中國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雜文就是壹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國的社會與歷史，特別是要了解中國人，那就讀讀魯迅的雜文吧。
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奉獻出了壹本小說集《故事新編》(除3篇寫於20年代，其他大都寫於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這是身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魯迅對“故事”(古代神話、傳說與史實)的“新編”(新的闡釋與激發)。進入魯迅文學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女媧(《補天》)、後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歷史中的聖賢人物：孔子、老子(《出關》)、墨子(《非攻》)、莊子(《起死》)、伯夷、叔齊(《采薇》)，等等。在傳統文本裏，這些人都居於高堂聖殿，神聖不可侵犯，但到了魯迅的筆下，卻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還原於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寫射日英雄後羿當年的赫赫戰功，而竭力寫他功成名就“以後”，成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鳥獸全被射死，再無用武之地，只能整日為吃食而奔波；被人們冷落、遺忘不說，學生也來暗算自己了，最後連老婆(嫦娥)也遠走高飛：這“先驅者的命運”的思考與表現，發人深省。《非攻》裏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歷史業績“以後”，並沒有成為英雄，卻遇到了壹系列的倒黴事：被搜檢了兩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壹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這最後壹筆苦澀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難忘。整部《故事新編》充滿了魯迅式的幽默，而骨子裏仍然藏著固有的悲涼；此時的魯迅正面臨死亡的威脅，處於身心交瘁之中，卻能寫出如此從容、灑脫的文字，這正意味著他的思想與藝術都已經達到了壹個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這位本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文學大師，放下了手中的筆；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壹面旗幟，上面寫著三個字：“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