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看來頗有道理，實際上經不住推敲的結論，筆者的意見有兩條：壹、“身死東城”和“烏江自刎”，是不矛盾的；二、“烏江自刎”也否定不了。
烏江本屬東城縣
先說“身死東城”與“烏江自刎”兩者的統壹性。
在具體辨析這壹問題之前，先講兩個事例：壹是革命音樂家聶耳之死。“聶耳是在日本死的。”壹個人這樣說。另壹個人則說：“聶耳是1935年夏，在奈川縣鵠沼海域遊泳時，不幸被海浪卷走喪生的。”請問：這兩種說法，哪壹個對？第二個事例是就青年AA在國外讀書，壹個人說：“青年AA在美國上大學。”第二個人則說：“青年AA在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讀碩士。他學習努力，成績優異。明年準備進壹步在哈佛考博。”再問：兩種講法，哪壹個是錯的？筆者以為：兩個事例中的兩種不同說法都沒有錯，因為它們不是黑與白、對和錯之分；而是總體與部分，簡說和詳述的關系。簡說，是結論式的肯定，所以不要話多。而詳述，則是事件過程式(或原委)的交代，故而必須講解清楚。兩者只是表述方式有別，而實質內容壹致。“身死東城”與“烏江自刎”，正是這種辨證關系的統壹。“烏江自刎”是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對項羽之死過程的詳細描寫，因而不能簡單成結論式的壹句話：“項羽死在烏江”，或“項羽於烏江自刎”。而“身死東城”，是《項羽本紀》的結束語。司馬遷不可能把剛剛寫了的項羽之死的詳情，緊接著又復述壹遍。
寫到這裏，讀者可能會問：妳有什麽證據能證明，項羽“身死東城”與“烏江自刎”兩者是總與分、詳和略的辨證統壹關系呢？回答是：有。西漢時，烏江不屬於今天的和縣，而是東城縣境的壹個部分。其證據是：
第壹，五代宋初人樂史著的《太平寰宇記》載：“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項羽敗於垓下，東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處也。晉太康六年，始於東城縣界置烏江縣。”
對於這壹條史料，持相反論者，有的或許沒見到，但有的人是見到了的，他們則認為，“樂史是宋初人。書中所載主要是太平興國後期制度。”且原作者死後，此書又“出於後人改補，不可信。”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壹部書，不論是壹人所著，還是伴有後人增補，這與內容的真實性沒有關系。如果說後人增補，改補，就不可信，那麽，《漢書》不也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四人，經歷兩代才最後完成的嗎？司馬遷的《史記》，不也是在其父司馬談已有重要積累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嗎！難道我們能因此否定《史記》、《漢書》內容的真實性？
第二，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載：“烏江，本為烏江亭，漢東城縣，梁置江都郡……後周為烏江郡，隋後復為縣。”對於這壹條史料，持相反論者，有的或許沒見到，但有的人是見到了的，他們則認為，“樂史是宋初人。書中所載主要是太平興國後期制度。”且原作者死後，此書又“出於後人改補，不可信。”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壹部書，不論是壹人所著，還是伴有後人增補，這與內容的真實性沒有關系。如果說後人增補，改補，就不可信，那麽，《漢書》不也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四人，經歷兩代才最後完成的嗎？司馬遷的《史記》，不也是在其父司馬談已有重要積累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嗎！難道我們能因此否定《史記》、《漢書》內容的真實性？
第二，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載：“烏江，本為烏江亭，漢東城縣，梁置江都郡……後周為烏江郡，隋後復為縣。”
第三，清乾隆時敕令編修的《續通典》載：“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縣界置烏江縣。晉永興元年又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
第四，清朝章學誠在其修撰的《和州誌》載：“(歷陽)故揚州域內也。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為九江郡之歷陽及東城縣之烏江亭地。”章學誠不僅是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同時也以撰修方誌名重當時。他對州治沿革的詳細論述，值得我們認真考慮。
以上例證就足以說明，漢代時東城縣和烏江，是領屬與被領屬關系。只要死在當時東城縣境內任何壹個地方，都可以用“身死東城”來表述。死在烏江，當然同樣可以。如果要詳細講述，就要把死在東城的確切地點和死的經過講述清楚；不能用這簡單的四個字取代。司馬遷兩種表述的確切性和統壹性，就在於此。
項羽“逃不到烏江”？
下面，說項羽“烏江自刎”的無疑性。
前面已交代，有人之所以提出“烏江自刎”的不可能性，其最大理由就是：項羽從陰陵失道到東城時，只剩下二十八騎，怎麽能遠逃到240華裏之外的烏江？對於這種疑問，筆者以為，可能忽略了這樣壹點：即“東城之戰”絕不是雙方在東城縣城的攻守戰，而是在當時東城縣境內的奔逃戰與追擊戰。項羽從陰陵至東城，也絕不是進駐和堅守東城；而是沿著東城縣的道路，拼命向東邊的烏江方向奔逃。其中，不存在240華裏遠的“無能為力”。雙方就是這樣逃著殺、殺著追。這壹點，司馬遷在《項羽本記》中，已經寫得很清楚：“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與其騎會三處”。這裏，“期山東”、“會三處”的“山”極為重要。它不僅說明是野外之戰，更說明項羽到達何處。這座山，是今日東城周圍的山，還是烏江附近的山？司馬遷未作明確交代，但對於今天這場爭論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且看古籍記載：
(1)晉人虞溥的《江表傳》雲：“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這已說明是烏江附近的山。
(2)唐人的《括地誌》同樣也說：“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也……《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項羽，即此也。”這裏，再次說明是烏江附近的山。
可有人仍然認為它“不可輕信。”筆者不想在這篇短文中多爭辯。好在古人已對這個“山”有真正權威的評判，這便是班固和他的《漢書》。如眾所知，《漢書》的最大優勢，是它保存了不少比《史記》更豐富的珍貴史料，如賈讓的《治河之策》、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募民徙塞下疏》等。而在《陳勝、項籍列傳》中，又恰恰對《項羽本記》中“期山東為三處”的“山”，做了極為重要的明確交代：“‘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刈旗，乃後死，使君知我非用兵之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聵山而為環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壹將。令三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仍)喜人馬皆驚，辟易數裏，與其會三處。漢軍不知羽之所居……復聚兩騎，亡兩騎。乃謂騎曰：‘如何？’眾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顧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這就明確無誤地交待了司馬遷《項羽本紀》中“期山東為三處”的“山”是“四聵山”。四聵山在哪裏？是在定遠縣東城周圍，還是在今天的和縣烏江附近？這，壹到烏江便知。它距烏江十公裏多點。《歷陽典錄》也明確記載著：“四聵山，州北七十裏。項羽分騎為環陣，四面馳下，潰圍、斬將，即此處。”這就把壹切疑問和爭論都解決了：項羽之死的確切之地在烏江，而不在定遠縣的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