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壹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內經·素向》中的《疏五過論》和《征四失論》篇也提到醫生應避免五種過錯、四種過失，告誡醫生要從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這樣才能為病人解除疾病。唐代孫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貴千金，壹方濟之，德逾於此”的名言更說明了重視生命的珍貴和醫德的重要性。
2、“醫乃仁術”的行醫宗旨
“醫乃仁術”意為醫學是施行仁道主義的術業，它是儒家的仁義與醫學本質的完美結合。我國儒家文化壹直強調要“先知儒理”，“方知醫理”。“儒醫”代表了壹般倫理學與醫學密切結合的結果，仁既是壹般倫理學的核心，也是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孟子·梁惠王上》稱：“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歷代醫家皆以“醫乃仁術”為行醫宗旨、為醫德的基本原則。唐代名醫孫思邈強調醫生必須“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的“醫家十要”篇中說：“壹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脈理，……四識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陳實功《外科正宗》中的“醫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壹“要”為：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醫乃仁術”的命題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它提示醫學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人為本，要做到“仁”與“醫”相結合，醫患相互合作。
3、“普同壹等”的行醫原則
古代醫家從“仁愛救人”、“醫乃仁術”的道德觀念出發，強調對病人壹視同仁，“普同壹等”，“壹心赴救”。孫思邈提出：作為壹個醫生要做到“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壹等，皆如至親之想。”明代醫生閔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門壹壹應之不厭。醫生趙夢弼赴人之急百裏之外，中夜叩門，無不應者，七八十歲時“猶救以往”。朱丹溪是金元時代四大醫家之壹。他行醫時，“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仆人告痛，先生諭之曰：“病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厄無告者，不待其招，註藥往起之，雖百裏之遠，弗憚也。”宋代醫生張柄，治病救人“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元末明初的名醫劉勉曾任太醫，在他壹生的醫療實踐中，把“不分貴賤，壹視同仁”作為自己的信條。他常說，“富者我不貪其財，貧者我不厭其求”。
4、重義輕利的道德觀
傳說“三國”時期江西名醫董奉隱居廬山，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壹株，如此數載，得十萬余株，郁然成林，並以每年所收之杏，資助求醫的窮人。至今醫界仍流傳著“杏林春暖”的佳話，以贊揚醫生的美德。明代醫生潘文元醫術高明，行醫施藥從不計報酬。他雖行醫30年，但仍貧得幾乎沒有土地。他去世後，當地百姓萬人空巷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遠懷念。“杏林春暖”的佳話和“萬人空巷”的傳說代表了我國古代典型的重義輕利的道德觀。
5、清廉正派的行醫作風
我國古代醫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勝枚舉。如《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的醫書中，就強調醫生要品行端正，醫風正派
6、尊重同道的謙虛品德
孫思邈在其名著《大醫精誠》篇中論述了醫生與同行之間的關系：“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