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的貫通，成為維系中國大壹統局面的政治紐帶，千百年來，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在開鑿運河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的過程中，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京杭運河縱貫濟寧全境，流經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區、魚臺、微山等7個縣區，全長約230公裏。
京杭運河全長約1800公裏，濟寧恰置全河的中段，從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於此鑿通濟洲河和會通河，與三年後（1292年）鑿通的通惠河（又稱北運河）相連接標誌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大運河全線的制高點在濟寧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為穿越“水脊”，人們立郾建閘，“以六閘撙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為解決黃河決淤和水源不足問題，人們采取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等多種措施，保證了運道的暢通。為克服水源不足之頑癥，人們先後引“四水”濟運，其中建戴村壩而引汶濟運之舉尤為世人稱頌。當然更為世人稱頌的當屬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調節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為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項目，有專家認為，該工程當與都江堰工程齊名。濟寧運河運輸業而興盛繁榮達600多年。
濟寧“居運道之中”，不僅成為“水陸交匯，南北沖要之區”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帶，同時又成為漕河管理中心和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出現了“官舸商舶鱗集，麻擁於濟城之下”的興旺景象。曾有詩人描述道：“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到明代中葉，濟寧就已發展成壹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尚賈集五都之市”的繁榮商業城市。經明至清，濟寧商業已臻鼎盛。州城內外，通衢要道，運河、越河兩岸行棧店鋪林立，各地商賈雲集，百業興盛，市場繁榮，年營業額高達白銀億元以上，市場輻射達周圍地區近百縣，成為明清時期全國著名的33座大商業城市之壹。
濟寧市位於山東省西南部，地處黃淮海平原與魯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帶。整個地勢東高西低，西部平原坦蕩，南部湖光秀麗，東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國號為大元，改中都（北京）為大都定為國都。此時的大都和華北壹帶經長期戰亂，經濟蕭條，無法養活大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壹切都需南方運來。史載“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這樣，無論從政治或軍事角度來看，重新開通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國就任命漢族水利專家----31歲的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元大將伯顏在南征南宋期間，已深感水路對軍事和經濟的重要性，從而“遍訪自江都達大都河道”。滅南宋之後，在伯顏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段”，以備重開運河。
當時隋煬帝開的通濟渠由於黃河南泛全線淤塞，恢復通濟渠已非常困難，同時京都已東移至北京，沒有必要繞個圈在途經開封、鄭州壹帶，如果改徙山東，運河就變成壹條直線，距離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標移向濟寧。那時運河南端從杭州到淮安，隋唐運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運道雖已被黃河侵占，但船可進入黃河，“借黃行運”到徐州後再逆古泗水運道至魯橋，還可沿汶、光水道至濟寧。在北方有隋唐時開的永濟渠（後稱禦河），元時新鄉以下壹直暢通可達天津。所以只要解決濟寧向北至永濟渠約200公裏運道，即可從北京到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