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發現於上世紀70年代，因數千件流散的玉器而聞名。由於遺址的範圍大，遺址範圍內的修路、取土等建設活動，甚至對遺址的濫挖、盜掘等仍時有發生，遺址的保護形勢急迫。鑒於遺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長期性，與會學者紛紛呼籲，應在當地盡快設立石峁遺址保護管理機構，加強對遺址的日常監管和看護。同時，盡快制定保護措施和遺址的保護規劃。
通過加強宣傳，增強當地居民文物保護意識，避免遺址進壹步遭到破壞。加大對保護力度，特別是加大打擊盜掘的力度。保護好遺址是後續所有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神木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如何同經濟發展相協調，如何保護展示，這是政府應當慎重並著手考慮的。專家希望，石峁遺址的發掘能納入到當地文化建設的體系，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保護、展示，嘗試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當地文化、經濟的協調發展。陜西省文物局劉雲輝副局長表示，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遺址的文物考古及遺址保護工作，推動石峁遺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陜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陜北子長壹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誌》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誌》，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陜北子長縣，當今陜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裏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誌》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陜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壹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壹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誌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陜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陜北活動。
最後，沈長雲教授再次強調，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報》國學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發了煙臺大學人文學院陳民鎮先生《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壹文，認為把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掛鉤，至少是與壹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石峁古城有沒有可能是黃帝後裔的居邑呢？在傳統的古史觀念中，黃帝與堯舜等都是壹脈相承的，屬於徐旭生先生所說的“華夏集團”。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為距今約4300年，相當於“龍山時代”。我們知道，“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發生的關鍵階段，中國文明在這壹階段逐步定型。過去壹般將“龍山時代”的年代定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龍山時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這壹調整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需要我們重視。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麽陜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
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這壹記載有壹定的根據，再結合《說文》中壹“世”三十年的記載，黃帝到大禹之間間隔了900年。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代始年的認識，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壹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 來源： 光明日報
拙文《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發表以後，引起學界不少人的關註。其中有對拙文提出批評者，如陳民鎮先生。他認為我的論證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存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說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他承認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龍山晚期，但卻以同時代的襄汾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為由，提出堯舜以前的黃帝不會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發揮》“黃帝至禹，為世三十”的記載，他認為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我有關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認為，石峁遺址所屬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質和遊牧傳統，與黃帝代表的華夏文明是不相稱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對南方農耕文明的壹種防禦性建築。
所謂不要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這話我也贊成。但這裏的關鍵似乎並不在可否讓考古學遺址與古史傳說掛鉤，而在於這樣的掛鉤是否準確與合理，或如作者所說，在於妳這個鉤掛得是否輕率與簡易。實際上，當今考古界這類“掛鉤”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如將登封王城崗說成是禹都陽城、將襄汾陶寺遺址說成是堯舜都邑等等。作者對此並未加以反對，卻獨反對“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文化”，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會說，其所主張的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然而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難道可以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準麽?
“大多數學者”所稱說的不壹定就是真理。如當今多數學者（包括作者）都說陶寺古城是堯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獻到底有哪壹部明確指出堯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記》只是說“昔唐人都河東”，後人將唐人理解為陶唐氏，又將陶唐氏說成是的堯的“號”，於是變成了堯都在河東。殊不知顧頡剛早就指出：“在《左傳》上，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見《古史辨》第壹冊），《鹖冠子》中甚至有“堯伐有唐”之語，《呂氏春秋·古樂》亦分陶唐氏與帝堯為二事，是堯與唐並不能混為壹談。他之後的徐旭生雖仍堅持帝堯陶唐氏的說法，卻又對陶唐氏在河東（即晉南）的認識大加批駁，說陶唐氏舊地只是在今河北唐縣、望都壹帶。事實上，《史記·貨殖列傳》早有“堯作於成陽”的記載，成陽在今山東菏澤地區，不知今學者為何置《史記》的記載於不顧。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也不能對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問題展開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我有關論述的文章。這裏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數”範圍內的學術主張，不壹定就是沒有道理而應該被棄置不顧的。
回到黃帝與石峁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壹般認識”作為是非標準，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後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峁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峁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壹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壹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後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麽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後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證據說他壹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麽確切的史料證明黃帝生活的時代壹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麽就說他壹定在黃帝、顓頊之後，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只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壹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裏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證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壹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後，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壹個譜系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裏，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壹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只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麽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陜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裏“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後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陜晉壹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回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壹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後體現在華夏***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壹體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後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後是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範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壹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壹個過程，不是壹開始北方各地就是壹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壹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裏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幹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裏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遊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壹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裏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