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成絕唱春風桃李有余哀
——回憶浦江清
先生
“後進何人知大老！”現在的喜愛文學的青年，知道浦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可在三四十年代以至解放初，清華園“雙清”的名字是很響亮的，這就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朱佩弦（自清）先生和浦江清先生，兩位的名字中都有壹個“清”字，浦先生的名字很雅，當時還有人為此出了壹條上聯，“浦江清遊清江浦”，求對下聯，條件極苛刻：1．回文；2．偏旁要壹致；3．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聽說至今也沒有人對出來，成為絕對了。
浦先生（1904～1957）1922～1926年間在南京的東南大學外語系學習並畢業。在校時得到學貫中西的吳宓先生的賞識，畢業後推薦到清華研究院的“國學門”，做陳寅恪大師的助教。從此轉學中國學問。因工作需要，還在陳先生指導下，自學了梵文、天文學等學術，可說是學貫天下與中西的博學之士。1929年“國學門”撤銷，浦先生轉入中文系。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整入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逝世。
先母常對我說起壹件往事，即，1931年夏季，朱佩弦（自清）先生剛和陳竹隱先生訂婚，在中南海租了幾間房，過精神戀愛生活。陳先生是我外祖母和我母親的朋友，她是成都人，負笈於當時的北平藝術學院，是齊白石、溥西園等先生的弟子，在北平的文藝界相當活躍，有時在真光電影院或清華大學禮堂參加詩歌吟唱演出，那可是古雅的玩意兒，但卻很受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歡迎。可是她在北平沒有娘家，有時住我姥姥家。訂婚時，我們這邊還算大媒和女家的人呢。
朱先生訂婚了，就想起自己的好朋友浦先生還沒有女友。於是求我外祖母做媒，將我外祖母的堂妹介紹給浦先生。這位小姐和陳竹隱先生年歲相仿，二十六七歲光景，當時也算是大女了。相親地點在北海漪瀾堂。浦、朱、陳三先生均出席，女方是那位小姐、我外祖母、我母親還帶著我。根據迷信的媽媽論兒，相親時有壹個父母雙全的嬰兒——最好是長子——參加，能促成喜事。我當時壹歲多，作為吉祥物的條件齊備，得以與會。可是小姐相面的結果是，認為浦先生“無壽者相”，此事告吹。浦先生果然享年不永，可是那位小姐在20世紀40年代中就因子宮癌去世，比浦先生走得還早呢。
那次會見，卻出人意料地決定了我的壹生。原來，我正玩家母的鋼筆，浦、朱兩位先生出於禮貌，誇獎了我幾句，說將來可以往文學方面培養。家母認真起來，後來果真這麽辦了，造成我在中學偏科偏得厲害，數理化壹竅不通，外語壹鍋粥，非念中文系不可了。
待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再見到浦先生，已是1952年。1954年秋季，浦先生給我們開中國文學史第三段，即宋元明清部分，助教是吳小如先生。第壹學期由程毅中大學長——原任北京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和我擔任課代表。浦先生那時身體已經很不好，早上起不來，課時安排在上午最後兩節。有時上課鈴響了，老師未到，我們兩個人就到燕東園浦先生府上去，侍候老師穿衣戴帽，常用浦宅的壹輛女式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上來。浦先生是會唱昆曲的，他教元明戲曲，常采用吟唱法，意在熏陶。他老人家很認真，遲到的時間壹定要補上。這可苦了大夥兒啦。畢竟我們那時是國家供給制，供飯，12塊8毛壹個月包夥。每天大米白面，四菜壹湯，中午經常吃小燉肉，八人壹桌。若與別的系合桌，去晚了就只剩下粉條子啦。再說，大師傅還等著清掃食堂呢。浦先生拖課半小時是常事，有時能達到壹小時。眾人大有罷課之勢，課代表夾在其中受苦。第二學期起，我就激流勇退，把這差使交給將要成為我愛人的李鼎霞啦。在下曾有打油詩壹首：“教室樓（按：今為第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鈴壹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回腸蕩氣腹中啼！”現在想來，讓老先生講基礎課未必是上策，要因人制宜。
可是浦先生是十分愛學生的，很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下去。壹個深秋的晚上，程大學長和我去見他，他執意要送我們出來，說遛遛。途中手指星空，大講起天文來。可惜我們哪裏聽得懂！看到我們茫茫然的樣子，老師大約失望了，以後不再提起。
徐樞大學長——就是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博士生導師的那位了——是我班學習語言學的尖子，從二年級開始就發表相關的小文章。畢業前呂叔湘、張誌公兩位先生分別召見過他，均有羅致於門下之意。可是那壹年中等專業學校大發展，我們班畢業分配，有壹部分就分到那裏去了。徐大學長分配到電力學校，語文不是那裏的主科，徐大學長有點郁郁不得誌的心態。有壹天，他遇見了浦先生，把胸中的郁悶向老師說後，浦先生卻說：“妳可以研究電嘛！”過後，徐大學長向我說了，兩人哈哈大笑。細壹想，老師有深意存焉：到什麽山上唱什麽歌。只要抓住“研究”不放就行。因而我此後每到新崗位，壹定服從工作需要，在工作中不廢研究，多少幹出些名堂來。都是受“研究電”的啟發啊！
程毅中學長分配到西安石油學校教語文。1956年，北大又招研究生，他想考，就近托徐樞學長去問問浦先生。想不到浦先生說，不用考了，由浦先生向系裏說，從西安要回來就是了。不久，程兄便“生入玉關”。在那時這樣辦，是要冒風險的。而程大學長和浦先生並無特殊關系。浦先生晚年指導的幾位研究生和助教，如程毅中、傅璇琮和趙齊平，後來都各有建樹。老師的獨生女浦漢明那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默察老師對於她的培養和期待，絕不如對幾位研究生那樣殷切。漢明畢業後分配去青海，師母也沒有留難。可見先生以學術為公器的襟懷。我常誦陸放翁的名句：“天下英雄唯使君！”
浦先生逝世，時為教研室主任的遊澤承（國恩）先生代室內的研究生和助教們做了幾副挽聯。程毅中讀給我聽，我對其中壹副的最後兩句印象深刻。但我的感覺是，此聯風神綿邈，恐非老成人遊先生的筆墨，而是出於慘綠少年之手，八成還是程兄的手筆。那就是：
秋雨梧桐成絕唱，春風桃李有余哀！
周燕孫老師二三事
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燕孫（祖謨）老師，於1995年1月14日淩晨3時1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作為壹名老學生，我很悲痛。吳小如老師以我追隨周老師多年，指令寫些資料，以為紀念。師命不敢辭，惟是每憶師門，黯然淒愴，思緒紛亂。拉雜寫來，略存大意而已。
筆者1950年入北大中文系，周老師時年36歲，是系中最年輕的副教授，風華正茂。越年，師在沙灘北樓二層中文系資料室內開設“工具書使用法”壹課，是為解放後本系首次開設，壹至四年級均可選學。老師風標卓越，語音清亮，講解明晰，論述層次井然，輔以手把手的實習教導，深受同學歡迎。某日，授正課畢，尚有余暇，周老師意興風發，便開示求學門徑，大意為，不可光聽老師講解，要自學。自學的主要方法就是鉆圖書館。可以多方面瀏覽，時間長了，自能由博反約。並舉出自己讀書的壹些例子，以為證明。我當時聽了，極為欽佩。不料老師話音剛落，便有壹位高年級負責同學把老師請了出去。片刻返回，見老師面帶愧色，立即檢討說，某同學批評，說是現在已經解放了，不可再引導學生鉆圖書館，脫離現實。所以剛才所說全部作廢，並願在此深刻檢查雲雲。我心想老師前面說的不錯，從此按老師受批評的話去辦，終身受益。後來讀到毛主席的壹句語錄：“要自學，靠自己學。”深感與周老師所說不謀而合。
不久，抗美援朝開始，接著是知識分子第壹次大規模“洗澡”。周老師屬於歷史清楚的青年教師，安排在第壹批，有為老教師示範之意。地點仍在系資料室，全系師生代表雲集。我縮在屋角小板凳上，可負有記錄之重任。周老師檢查後，羅莘田（常培）先生以恩師的身份率先發言。其中提到的兩件事於今記憶猶新，壹件是，周老師於1932年入北大中文系後，穎發秀出。當時中文系分文學、語言文字、古籍校訂三組，大二分組，周老師原意入文學組，沈兼士先生面命曰：“北大中文系語言文字組每三年必有健者出。前者魏建功，後有丁聲樹，繼起者其在君乎！”周老師因而感奮，決意入語言文字組，努力攻讀，英年即有所樹立。另壹件是，當時任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先生曾多次放出風來，要覓周老師壹談，周老師始終回避。其時，欲登胡氏龍門者極多，惟有周老師胸懷恬淡，雲雲。30余年之後，筆者與周老師已建立壹種家人父子般的關系，壹日，於侍坐時請教此事。周老師說，1932年清華入學考試，陳寅恪先生出了壹個上聯“孫行者”，周老師對以“胡適之”（後來知道同時還有張政先生等幾位也如此作答）。北大、清華同時錄取。周先生以清華學費貴，乃入北大。胡院長聽說有這樣的學生來了，就放出風來，叫周老師到東廠胡同他家裏談談。周老師認為，胡先生道德文章為壹代所宗，但與自己所學並非同壹系統，驟然晉謁，有攀附之嫌，正派的求學者是不可以這樣做的。筆者聞之，肅然起敬。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1953年秋季始業時，周老師在北大首開“現代漢語”課，三四年級同堂上課。四年級的課代表是褚斌傑學長（現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教授），三年級的就是筆者。褚大學長臨近畢業，事情較多，我就當仁不讓地兼任此課的“全權總代表”，常常去見周老師，登堂始於此時。猶憶初到北大中關園280號謁見時，老師殷勤問及我的誌願，意思是願不願意從事語言方面的科研工作。我直率地回答說，自己是大舌頭，發音不清，在這方面恐怕不會有什麽前途，但是，願意在別的方面跟老師學習。老師聽畢微微頷首，不以為忤，此後反覺師生關系近了壹層。40年來，除了經歷風雨的時刻不敢去連累老師以外，差不多每月總得趨謁壹兩次，面聆師教，師生之間漸漸地有了壹種很深的感情。
凡是與學術和文史資料有關的話題，老師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限於篇幅，舉例以見壹斑。
壹次侍坐時，周老師講從事學術研究必須做到的兩點，壹點是，要把該項學術的最基礎的幾本書壹個字壹個字地讀懂，最好是學著給那幾本書作註。老師舉自己的研究為例，如在大學三四年級時，就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托，校勘宋本《廣韻》，後來做成《廣韻校本》，1937年行世。這是周老師出版的第壹部書。周老師強調，此種打基礎的工作壹定要在年輕力壯時加緊幹，終身受益。另壹點是，要走在時代的前面，做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老師也舉自己的研究為例，如《唐五代韻書集存》和《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都是開辟壹大片廣袤領域的總結性著作，是後來人在這方面從學的起點站。把這兩點結合起來，周老師對當代某些博士論文和博士後研究方向頗致不滿，認為往往“大，空，不能腳踏實地”。
周老師待人禮貌極為周全，20世紀50年代筆者在校學習時，周老師騎自行車在校內外行駛，遇見學生向老師敬禮，壹定下車握手，寒暄幾句，這壹種做法在當時的北大可說是獨壹份。筆者曾屢次建議老師不必如此，周老師答以“習慣了”，並教育筆者要養成講禮節的良好習慣。從此我努力跟老師學各樣的禮節禮貌，並竭力使之成為習慣，自覺於轉化氣質作用極為得力。
不過，周老師斷非板起面孔的人，有時和老學生也開開玩笑。筆者與老師通電話，常常以“老師要是沒有別的指示，學生就跟您請假了”壹句結束，周老師有時就說：“請假？我不批準！”“那麽，學生可就要逃學了。”於是在笑聲中結束。此事在老學生中傳為笑談。
限於篇幅，只可走筆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