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英、法、日、美、俄等列強先後對中國發動了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致使國都三次淪陷。其中，大規模的戰爭有：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0—1901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侵華戰爭的參與國之多，歷時之長，頻率之高，危害之重，世界罕見。通過戰爭和武力威脅，列強割走香港、臺灣，“租借”澳門，侵奪、蠶食了大片國土。僅僅百年，便有181萬平方公裏的領土被侵占，分別相當於3個法國、5個德國、7個英國的面積。其間，中國與外國先後簽訂了1100多項條約、章程，其中大部分是帝國主義迫使中國接受的不平等條約，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司法、文化教育各個方面。正像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軍全權專使額爾金談到《天津條約》時說的那樣，這些條約是“用手槍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甲午戰爭後，日本勒索賠款和贖遼費2．3億兩白銀，相當於清廷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1901年簽訂的《辛醜條約》規定，中國須付賠款4．5億兩，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賠款，合計白銀10億兩，至少相當於清政府12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遭受過如此頻繁、慘重的戰爭傷害？又有哪個國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3倍乃至12倍的賠款後，還能指望得到發展？“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鄒容：《有感》）國家壹旦失去主權，人民的生命與尊嚴也就沒有了保障。
英軍血洗定海、鎮江，日軍對旅順屠城，俄軍在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的趕盡殺絕，沙基慘案、五卅慘案、濟南慘案，以及那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可以說，為摧毀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誌，侵略者進行了最為野蠻的持續殺戮。“東亞病夫”，這就是洋人眼裏的中國人形象；“豬仔”，這就是對被騙賣到海外華僑的蔑稱！愛國詩人丘逢甲曾經憤怒地指出：“英之在香港，以狗與華人並論；俄之在旅大，則人與牛馬同稅”。在舊上海外灘公園，則設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在殖民者眼中，中國人就是牛馬豬狗，甚至不如，否則，怎麽可能使出掃射、槍刺、挖心等高達170余種的虐殺手法？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古老的華夏文明瀕臨滅亡的邊緣。英法軍隊對圓明園劫掠後的焚毀，八國聯軍對五代帝都北京的洗劫，西北流沙古道上“探險家”們對文物的盜騙……據不完全統計，全球47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個博物館中藏有中國的珍貴文物不下百萬件。公開的劫掠伴之以無形的摧殘。殖民者借助傳教、辦學、出版等方式，傳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聖約翰大學校長蔔舫濟聲稱：“我們的學校就是設在中國的西點軍校”，要訓練中國“未來的領袖和司令官”。日軍“筆部隊”成員更是公開叫囂：“軍人用刀劍來刺支那人，我們文化人就是要用筆把他們的靈魂挖出來。”正是在刀劍的威逼下，淪陷區人民被剝奪了學習母語的權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時，還要裝扮成文明進步的化身。這裏要提到福澤諭吉，日本近代第壹位軍國主義理論家，其肖像壹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額的萬元紙幣上。甲午戰爭期間，他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壹文，聲稱日軍是為中國的“文明開化”而戰，為中國四百余州“迎來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國人“應當向文明的引導者日本國三叩九拜，感謝其恩。”爾後，他又發表文章，鼓吹日軍必須加緊進攻中國，“蹂躪（蹂躪壹詞是福澤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漢字詞匯——引者註）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國的機會。”
“文明”、“蹂躪”、“亡國”——應該“感謝”福澤諭吉，能將問題講得如此直白。在侵略過程中，殖民主義者確曾在中國修鐵路、開礦山、辦企業、設學校，進行了許多似乎“文明”的“建設”；中國人出於救亡的需要和對文明的期盼，也曾長期以西方為師，開啟並努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同為“建設”，二者的性質、作用和歷史命運卻有著根本的不同。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時指出：“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壹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771—772頁）
關鍵就在這裏。中國人是那麽渴望著文明進步。然而，我們對文明進步的追求，卻總是不可避免地與西方在華的所謂文明事業的拓展，即殖民化的加深形成尖銳沖突。當中國資產階級自覺地為現代化而鬥爭的時候，西方列強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基本形成，該體系的發展是以對世界廣大地區的殖民為基礎，以這些地區的停滯或扭曲的發展為代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壹旦成為獨立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大國，列強不僅將失去壹個提供廉價原料和勞動力的產地，壹個傾銷商品的龐大市場，而且還要面對壹個難以對付的競爭對手。這是它們無法容忍的。20世紀初，美國總統顧問亨利·亞當姆斯以西方文明代言人的口吻說過這樣壹段話：為保障列強國內的經濟秩序和安全，“必須征服亞洲”，“決不能容許中國和亞洲實現工業化和政治上的獨立”，“如果容許中國和亞洲獨立自主地開發自己的資源”，“如果容許在太平洋彼岸……以無盡藏的黃河流域的生產資料為供應的民族工業的體系成功地組織起來，對西方文明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罪行。”（卿斯美：《辛亥革命時期列強對華政策初探》，《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冊第133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後來，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更公然提出“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理想”安排。事實清楚不過地表明：殖民化沒有帶來文明的福音，而是將中國逼入淪亡的深淵。就經濟而言，相對於始終占據絕對優勢、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的外國資本，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那樣艱難緩慢。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109年裏，中國僅僅積累了17％的近代工業。（參見黃逸峰等著：《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第632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紀30年代，上海紗廠的資本家們已開始呼號：“中國紗廠的唯壹致命傷，在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在政治方面，近代中國所有抗拒民主的政治勢力，無論是晚清統治集團、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各大派系，無不得到壹個甚至數個國家的支持。而那些真誠追求西方民主的人們，不僅始終沒有得到來自西方的真心、有效的幫助，相反，卻被迫壹次次面對列強與統治階級的聯手打壓。由此，孫中山才萌發了“打倒歐美霸道文化”的思想，最終形成明確的反帝主張。正是西方列強的瘋狂侵略，迫使人們全面認識西方文明，進壹步看清它的本質。20世紀初，中國的知識界開始提出並比較普遍地運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認識到它是“假文明之面，行野蠻之實”。到三四十年代，反帝成為中國人——包括教育、科技、實業、各黨派乃至廣大民眾在內的廣泛***識。這絕不是因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是為嚴酷的現實所教育。對所有關註祖國的生存發展、渴望文明進步的中國人來說，反帝已成為首要的歷史任務。
列寧指出，當資本主義喚醒亞洲，並在那裏到處激起民族運動之後，所謂文明、進步的歐洲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便與落後反動的中世紀勢力結盟，不惜采用壹切野蠻、殘暴的手段，扼殺著落後國家擺脫落後、追求文明的努力。由此，他提出了壹個看似不合情理，實際卻包含著“辛辣的真理”的辯證命題——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
二
“落後者是要挨打的”，這是1931年斯大林在壹次演說中提出的命題。他指出：“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據此，斯大林要求加速發展，盡快使蘇聯擺脫落後挨打的狀態。
強調落後就要挨打，既可以警醒落後者，使之勇追先進，又能讓先進者永不滿足，時刻保持憂患意識。但如果將該命題簡單化、絕對化，引申為落後只能挨打，以此否定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則失之毫厘，謬以千裏。近代主和派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總以力不如人為其消極避戰開脫，視嚴守條約為維持和平的護符，並指責主戰派反抗侵略的行為導致戰爭的爆發，造成戰敗的嚴重後果。其實，列強之所以屢屢發動對華戰爭，從根本上說是由其殖民擴張政策所決定的，而非中國的反抗使然，更不是壹味主和就可以避免的。與主和派寄希望“公法”、相期以“信義”不同的是，主戰派對列強背信棄義、得寸進尺的貪婪本性有著清醒的認識，指出如果不堅決抵抗，即使茍安壹時，也必將後患無窮。在中法戰爭中，他們就指出：法國殖民者的目的是據越而侵華。甲午戰爭爆發前，他們又揭露了日本占朝鮮再圖中國的陰謀。針對主和派批評主戰派有“激怒之意，樂戰之心”的論調，他們反駁道：“彼之怒與否，初不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戰與否，亦不系乎我之樂不樂也……我誠上下壹心，百度修舉，彼必持重而不輕發。如其不然，我雖兢兢焉惟懼生釁，彼且將激我之怒，以遂彼樂戰之心，尚何待我之迫彼哉！”（曾國荃：《復郭筠仙》，《曾忠襄公全集·書劄》卷十六，第23頁，光緒二十九年線裝本）
事實正是如此。盡管晚清奉行李鴻章所代表的主和外交，盡管那外交政策已經夠“柔”、夠“忍”、夠“讓”，誠如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所言：“中國與各國立約多年，無壹事無壹時不守條約。”但是，所有的妥協退讓都未曾使列強的侵略止步，從未換來建設所需的和平環境。以日本侵華為例，從策劃、發動甲午戰爭，到“九壹八”事變、“壹二八”事變及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都不是因為中方起釁，而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必然。壹再退讓的中國當局，總是在被逼至無路可退的境地後才被迫抵抗；熱愛和平的中國人民總是在飽受欺淩、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起而反抗。把侵略的擴大歸罪於對侵略的抵抗，完全是侵略者的邏輯。求實地說，近代中國盡管落後，但並非只有妥協壹路可走，起而反抗也並非戰則必敗，全無可勝之機。美國在獨立戰爭中擊敗世界上最先進的英國，落後的小國海地趕走法國殖民者贏得獨立，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奪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所有這些，都是世界史上以弱勝強的戰例。而近代中國反侵略鬥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統治階級的腐敗。為了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他們不可能將抵抗堅持到底。福建水師被殲和北洋艦隊覆滅，均與避戰求和的失敗主義有直接關系。
與腐朽的封建階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人民與外敵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浴血奮戰，其中包括偉大的義和團運動。為民族生存與尊嚴而戰的義和團運動，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義性。當時，它就得到了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進步人士的支持。針對義和團是敵視白人、排斥歐洲文明的說法，列寧在《對華戰爭》壹文中指出：“中國人憎惡的不是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沖突，他們憎惡的是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利用傳教偽善地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第279頁）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也曾在講演中公開宣稱：“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和團站在壹起的”，“我也是義和團”。（張廷琛：《馬克·吐溫與中國》，見《外國文學研究集刊》第4期第298、299頁）
帝國主義侵略與義和團興起之間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已有大量嚴肅的論著做了詳盡闡釋。這裏只強調壹個事實：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早就傳入中國，但是並未引發群眾性的排教運動。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現連綿不斷的反洋教鬥爭。為什麽呢？其原因絕不是義和團無端挑釁，而是某些外國宗教勢力作惡多端。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壹貫仇視義和團，庇護外國教會，但他也承認：“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淩，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柴武郎，在使館被圍期間負責指揮日軍作戰。他的分析是：“近年來，支那國勢不振，外國人或租借或掠奪其部分土地，並有大批傳教士湧入腹地，對教民實行法外保護，教民則倚仗外國勢力，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為此，本為無害的義和團壹變而為激進排外主義集團。”
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以巨大的犧牲遏制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趨勢，振奮了國民精神，啟迪、鼓舞了來者。聯軍司令瓦德西承認：“瓜分壹事，實為下策”。英國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議會討論對華方針時告誡：“應須小心謹慎，團匪之事，即可取以為鑒。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國也”。長期占據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務的赫德對義和團運動及其顯示的未來遠景也有過清醒的估計。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為使中國強盛的純粹的愛國主義運動，“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壹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於1900年的中國……無論如何，外國人決不可能期望永遠保持他們的治外法權地位以及中國被迫讓與的那種種通商條件……外國的發號施令有壹天必須停止，外國人有壹天必須離開中國，而目前引起註意的這段插曲就是今天對於將來的暗示”。雖然赫德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說話，但不能不承認是很有見地的，只是預計的時間被大大提前。正是因為義和團運動促進了人民的覺醒，才使得為革命苦鬥的孫中山感到國內風氣為之壹變，“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並從團民的勇猛反抗中看到了國家的希望。他斷言：列強瓜分中國的夢想永無實現的可能，因為“分割之日，非將支那人屠戮過半，則恐列強無安枕之時矣。”此後，中國***產黨人更是明確地將義和團的英勇鬥爭視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壹”（周恩來語）。
近代中國因落後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落後。欲擺脫怪圈，就必須對內徹底變革以實現最廣泛的社會動員，對外堅決抵抗以為變革創造條件。在這樣壹個長期、艱巨的鬥爭過程中，究竟是站在侵略者壹邊還是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如果是前者，就必然會對群眾鬥爭吹毛求疵，進而徹底否定。反之，則會在充分肯定人民鬥爭的前提下，對其不可避免的不足之處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並且引為借鑒。就此而言，對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的態度，就成了分水嶺或試金石。中國***產黨人作出了正確選擇。因此，它才能夠領導人民進行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壹掃百多年來統治階級的懦弱之風，面對強權昂然說“不”！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的開幕大會上，毛澤東用鐵壹般的語言宣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壹絲壹毫的幹涉。”正因為這個新生的政權真正屬於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雖然當時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但面對帝國主義的威脅，我們的回答仍這般強硬：“中國人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保衛自己人民祖國的主權的立場上，是從不考慮壹切帝國主義者的意誌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制造的壹切不平等條約和侵略特權，必須廢除。帝國主義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囂也好，威脅也好，對我們中國人民的這個正義立場絲毫沒有影響。”（新華社評論：《美國國務院的狡辯、誣賴和威脅》，《新華月報》1950年第1卷4期）只有代表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產黨人，才能這樣底氣十足、斬釘截鐵地宣告：壹個屈辱的時代就此結束！
三
經歷過太多的戰亂，就愈發渴望和平與發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期盼“讓世界充滿愛”。但“冷戰”的結束並未實現預想中的和平，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也沒帶來利益的均沾。那些在歷史上曾備受欺侮的國家和民族逐漸發現，他們的發展依然受阻於有著歷史淵源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西方的某些政要明確表示：“相對武力而言，我們更願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時，我們也總是願意使用武力”。他們的戰略學家也公開聲稱：“帝國地緣戰略的三大任務是：防止附庸國家相互勾結並保持他們在安全方面對帝國的依賴性；保持稱臣的國家的順從並維持向他們提供的保護；防止野蠻民族聯合起來”（布熱津斯基語）。
從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到時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新帝國主義等西方各主流學說，都自覺地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尋求歷史和現實的依據。在它們的理論框架中，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慘烈的反侵略鬥爭被過濾、淡化，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是“自由”、“友誼”、“發展”等壹系列悅耳動聽的謊言，以及壹條必須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道路。因此，能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識中國近代歷史，不只關系到我們民族的現在，而且關系到我們民族的未來。
近代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所面臨的兩大任務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現代化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然而，沒有民族獨立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粉碎舊的生產關系，不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新的生產力就難以發展，全面建設更無法展開。國土淪喪、戰亂不已，民族生存尚且不保，又何談發展！所以，只有首先通過反帝反封建革命爭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為現代化建設掃除障礙，進而迎來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於中國近代歷史這壹凝結著無數生命與鮮血的基本經驗，我們應當倍加珍惜，而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對它進行消解和踐踏。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要善於識別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防止它們搞亂我們的思想、模糊人民的視線、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