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上編是“《三國演義》批判”，下編是“《水滸傳》批判”。兩大批判認為，前者張揚權術文化和奴性思想，後者宣揚遊民文化和暴力美學，這些都是中國經典文學、傳統文化中的病竈或毒素，只有深刻的批判和徹底的清洗，才能把讀者從陰冷而殘酷的歷史沼澤中拯救出來。具體地說，“《三國演義》批判”主要著眼於：《三國演義》是“以文亂史的文本”，“興妖造神的藝術”，禮贊殘暴的英雄，“尊劉貶曹”又有著推崇正統的封建觀念；王學泰先生對《水滸傳》的評判主要著眼於：《水滸傳》是“遊民（江湖藝人）說給遊民聽的故事”，正是文本裏彌漫著的濃烈的“遊民氣”，使“‘水滸熱’負面作用也是遠大於正面意義的”。掩卷沈思，我們發現兩大批判撇開美學的、詩意的邏輯，而立足在歷史學、社會學或者說立足在認識論的學理立場上。因此，細讀兩位博導的珠聯璧合，我們內心洋溢的始終是新道德的神聖感、崇高感，激賞的是著者的淵博的歷史知識和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眷戀，遺憾的是我們很少領略到著者對兩個文本卓越的藝術成就的精湛剖析。
這裏有壹個涉及文藝批評、文化批判的原則性的問題：怎樣確立學術評判的維度？究竟該用什麽、怎樣為中國文學經典解毒？
筆者認為，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應在歷史維度和時代維度的雙重視角中展開：既要用當下的價值觀去審視，以挖掘和發揮其現實實踐意義，又要結合當時特定的背景作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對古人有所“同情”。這種雙重視角，在壹定程度上能夠避免對古人的無原則的寬容與不冷靜的苛求。而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評判，除上述的兩種維度外，還應該施以美學的尺度加以裁判，就是說，文學經典的評判，理應在歷史、時代和美學三種維度的交織中立體地、動態地進行，以便於厘定其在文化時空、文藝世界中的意義與價值。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可以看出，正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經典產生的時代決定了它們不可避免地負載著封建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三國演義》以諸葛亮為結構扭結點反映“三分”的歷史趨向，並由此張顯出作者對美好道德人格以及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而《水滸傳》則以宋江為中心人物，通過朝與野、忠與奸的矛盾鬥爭表現出作者對理想政治秩序的渴望。雖然特定時代影響的痕跡使經典寄生著封建意識形態的毒蟲，諸如弘揚權謀文化和奴性思想，宣揚遊民文化和暴力美學等，但另壹方面諸葛亮又有著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宋江在追求理想中也表現出英勇、堅毅的品格，經典都賦予他們悲劇性的人格魅力。這些在今天難道就沒有積極的美學意義了嗎？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獨特的演變歷程和存在形態，我們對它的“毒素”和“養分”很難做出壹刀切式的界定。另外，我們也應該相信，身處在當今的語境中的真正的文學讀者是有壹定的精神免疫能力的，他們會作出適宜自己的選擇的。
進而言之，關於傳統文化、文學經典的糟粕與精華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從列寧的“兩種文化”的立場上去考察。“兩種文化”的學說，要求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化要作儒家正統的典籍文化和民間鄉野的大眾文化的宏觀區分。兩者之間固然有相通、相融之處，但必然也有相對的獨立之處。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故事都是在長期的民間流傳而後經文人搜集整理的，盡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統文化的氣息，但作為民間俗文化的審美形態，它們主要反映“賤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傳達“賤民們”的思想感情。所以，我們既要用今天的價值觀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響所導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體驗他們的理想和願望的合理性。囫圇吞棗或者因噎廢食都是不明智的。
更為重要的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不是浸透著儒家禮樂倫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書，也不是符號化了的人民群眾浮巧淫祀的民間文化的認識指南，而是審美地反映當時人民大眾的生活狀貌和生存境遇，表現他們文化心理和審美理想的世俗文學經典。既然兩部經典以生動的藝術形象和富有詩情的畫面去折射時代的光芒，我們就應該用美學的、文藝的眼光去看待它們，並作出“詩意的裁判”。《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主要是以其典範性的敘事謀略、恢弘的動態悲劇結構以及眾多的民間文化心理“化石”而成為文學經典的。我們應遵照藝術真實性的原則而認可其“以文亂史”的創作策略，應尊重藝術情感性的原則而允許其“興妖造神”的文學想象，應寬宥封建文人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諒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氣”、“遊民氣”，更何況，在這種“匪氣”、“遊民氣”的藝術氛圍裏寄寓著作者的合乎歷史必然性的審美理想。試想：如果郵督不是被張飛鞭打、華雄不是被關羽斬殺，如果諸葛亮出場缺少三顧茅廬的層層鋪墊，如果梁山好漢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統的“造反無理”的信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還能算是文學經典嗎？！這樣壹來，我們的見識同章學誠病垢《三國演義》：“七實三虛惑亂觀者”，同金聖嘆笑談《水滸傳》：“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又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呢？我們既已認可魯迅的《故事新編》、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對於《水滸傳》、《三國演義》兩部文學經典的歷史“失真”與觀念陳腐，就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總之，由於文學批評、美學評判的缺失，《〈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批判》對中國文學經典的社會學、歷史學的“解毒”取代了對文學經典的解讀，對撲朔迷離的歷史迷案的執著訴訟取代了對文學經典的詩意的裁判。其實，作為長期的民間集體創作、由下層文人潤色的文學經典，相比較於正統的儒家文化典籍而言，具有更深廣的歷史意蘊，其蘊涵的審美評價，更逼真地傳達出時代的呼聲，因為歷史畢竟是由人民大眾創造的。像《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文學經典，我們只有依據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歷史的批評精神，才能找準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