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在壹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
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壹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
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壹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
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
“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壹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誌。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壹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
“饑餓動即向壹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壹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
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擴展資料
杜甫的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沈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沈郁”壹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
“至於沈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壹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
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誌，“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杜甫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
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沈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沈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
“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壹句只說得壹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壹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壹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參考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杜甫（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