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文字獄，何代無之[1]？即如明太祖，甫壹開國，便因文辭細故砍掉不少頭顱[2]。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獄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連廣，等等特色，自然也繼承下來。然清代文字獄以康、雍、乾三朝為最，而三朝文字獄各有特點，又不可壹概而論。 康熙朝文字獄，如最著名的莊廷鑨《明史》案[3]和戴名世《南山集》案[4]，俱因流露“排滿復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雖有悖於後世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張，然其撰述明、清之際史事，公然不書清帝年號，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之時，順治不得稱“正統”，雲雲；此種論調，在極力強調“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燁看來，無疑是對其執政合法性進行惡毒攻擊，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開明”、“寬仁”著稱的他也要痛下殺手了。 雍正朝有兩件大案，其表現形式雖為文字獄，醉翁之意實不在酒。壹為年羹堯案，壹為曾靜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則是借題發揮，以消泯漢族對滿洲的成見。 胤禛在諸皇子中脫穎而出，繼承大統，年羹堯、隆科多實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為不可避免之事。王鍾翰論曰： “蓋年、隆皆反復無常之人，非得***力，不足以成事，而對於其人，則早有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順自矢，亦決難免禍”[5]； 不論是奪嫡還是奪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繼續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主動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為難得壹見的佳話。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異，然吹毛求疵至於匪夷所思的程度，則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堯在奏摺中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不過次序顛倒，如山清水秀寫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寫作花明柳暗之類，胤禛乃借機發難，謂“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矣”，“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6]。八個月後，遂有議政大臣、刑部等衙門同奏年羹堯“反逆不道”，“請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堯令自裁”。廁身“年黨”者，亦多被譴責誅戮，其中，錢名世壹案之處理最為有趣。當年羹堯猶是胤禛跟前紅人之時，名世嘗作詩贊頌，胤禛謂其“文詞諂媚”，“為名教所不容”，但是，卻未將他拉去砍頭，而只是革去職銜，發回原籍。胤禛親書壹匾，上寫“名教罪人”四個大字，令名世懸於己宅，以為譴責；同時，命在京官員出身舉人、進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7]。諸臣詩文寫畢，經胤禛評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壹部”，“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靦顏而生，更勝於正法而死”。這種懲罰，可稱“謔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餘年專制歷史中固為僅見，然在上世紀文革時期，類此之事則數數見矣，孰謂吾鄉某公專研明史哉？前後對照，知其於清史亦嘗用功揣摩也。 曾靜，湖南人，遇得壹個偶然機會，讀到浙江人呂留良的遺書，了解了壹些明清易代之際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國奴族之痛，遂萌武裝顛覆之心。當時民間傳聞川陜總督嶽鐘琪為嶽飛後裔，世代與金為仇；曾靜乃致書鐘琪，歷數胤禛殺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諸罪，勸他舉事造反。然時異勢變，嶽鐘琪不是吳三桂[8]，曾靜不啻自投網羅。按律，曾靜當以“謀反”罪予以淩遲；但是，胤禛對他的處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僅不殺曾靜，反而將他請到北京，就雙方關心的各類問題交換意見，並相互辯論，最終取得***識，曾靜“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9]。胤禛更將談話記錄（審訊筆錄）及相關諭旨、奏摺匯編成壹部奇書——《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知之”。胤禛此舉，實為極具自信之舉，因為，書中最重要的主題，即為乾隆以後清廷最為忌諱的華夷、滿漢之辯[10]。 但是，弘歷對他老爸的處置不以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壹件大事，便是收回、銷毀《大義覺迷錄》，並將前經赦免之曾靜諸人處死。弘歷此舉可謂不孝不信。胤禛當時不殺曾靜，並有“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之諭；孰知屍骨未寒，弘歷便悍然違背遺命，將其父“辯友”淩遲處死。此謂不孝。《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書開誠布公，就滿漢、華夷、關內關外等種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問題進行辯正；先不論其說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單是這種不人為設立言論思想禁區的做法，便值得稱贊。弘歷收回並銷禁其書，在己，固有做賊心虛的怯懦，在人，則有言而無信的觀感。此謂不信。清廷統治，最好標榜“敬天法祖”四個字，而實際操作，不盡如此，弘歷對曾靜案之“撥正反亂”，即為顯例。然對弘歷此舉，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評，我們還可進行壹次專制君主的心理學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論的控制方面，玄燁之風格可以“寬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講理者；弘歷則壹味采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謚之為“恐怖主義”，亦不過分。然則，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註，除了軍事上的勝利，還須盡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出軌”，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執政之關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特務政治”（以設立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為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系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之寄托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性上爭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壹方面，儒家學說為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另壹方面，儒家學說中的壹些內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胤禛認為，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爭端，因此，才會不顧身份懸殊，與曾靜進行“平等辯論”。然欲在君主專制的框架內解決此壹思想爭端，僅憑論戰，收效絕不樂觀，他若能切實恢復傳統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關宰相制度的討論，詳後，此不贅言。弘歷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壹變而為嚴禁辯論。他能夠這麽做，得力於時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雖有所謂“十全武功”，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事，實為易了；文官系統，經康、雍二帝整頓刷新，漸至帖服；民眾生計，在“永不加賦”、“耗羨歸公”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歷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摧折士氣”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錢穆之所以控訴清廷“壹面箝制士大夫，而壹面則討好民眾”也。亂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辦文字獄的“學養”，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會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壹朝是“盛世”，弘歷亦自詡為“盛明天子”，然則，乾隆朝文字獄蔚為盛況，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獨占鰲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對乾隆朝文字獄的評價，也是壹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龔自珍舉例。他並非認識不到文字獄的負面影響，否則不會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詠史》）；但是，他對乾隆朝的文字獄，似又不甚介意，否則不會說“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獄，有與之同調者，如喻大華就認為文字獄之認定不易寬泛：壹、公開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權者而獲罪者不宜認定為文字獄；二、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亦非文字獄；三、表面上是文字觸諱，實為行為觸諱者，不應定為文字獄；四、個別“大獄”，應逐事逐人具體分析，不應壹刀切[11]。竊謂所列四條，第壹、三、四條不為無見，惟第二條大可商榷。吾國歷史之政治忌諱，蓋皆來源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春秋之義”[12]。“諱”字有二解，壹曰“隱”，壹曰“避”。隱諱者，“隱其惡”也，與書寫歷史的“直筆”相悖；避諱者，“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則是史冊中慣見的“曲筆”。[13]尊、親、賢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會犯錯，就會作惡；三者所犯過惡，在國史中如何表達，在追悼會上如何措辭，頗費思量。直筆無諱，難能可貴，毋庸贅言；曲筆之不得已，則人情所難免；惟以“隱其惡”為“諱”，以缺筆不書為“春秋大義”，則是鄉願、德賊壹派的作風，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遜其辭”，雖是換了說法，但事實自可考見，是非亦可重估。隱諱缺筆，則事實已泯然不見，是非公道何從判定？然則，吾人研讀歷史，欲從中獲取鑒戒，最歡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筆直書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筆，我們也能體諒，而對那些隱惡不書乃至造偽粉飾的“穢史”，則深惡痛絕。因此，喻氏標舉之“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俱應算作因直筆、曲筆得罪的文字獄，而不應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為帝王開脫。譬如，曾靜圖謀武裝顛覆，推翻現政權，觸犯刑律（“謀反”），實為刑事犯罪，自不應列入文字獄；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14]，或對滿漢區別稍作怨言，壹為學術興趣，壹為制度批評，並無顛覆政權的企圖，卻也因此革職獲譴乃至身死破家，這自然是文字獄，而毋庸以是否觸犯忌諱為定罪標準。至於因詩文字句觸犯忌諱，如“壹把心腸論濁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壹舉去清都”（徐述夔）、“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沈德潛）之類，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其必為文字獄無疑。近人論史，鑒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學研究造成簡單粗暴的二元化批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於獲得對歷史的清醒認識，或以“同情之理解”為辭，為古代皇帝及帝制時代有關史事進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則因“同情”太過，造成“過度詮釋”，不知不覺，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為尊者隱，為尊者辯，為尊者飾。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嘗不知道文字獄是壹個缺德的惡法，他何嘗沒有不為已甚的念頭？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燁以牽連太廣，“覽奏惻然”，諭令除名世外，議死者皆改流放，於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餘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宮詞》案，廷議收藏屈氏詩文者俱擬斬決，弘歷不允，謂“不過毀其書而止，並無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辦”。然則，後人何必曲為之辯，說什麽其人罪有應得，並非受了文字獄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諸獄中還有壹些案例，則既非統治者借刀殺人（如雍正年羹堯、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嚴密，因尋章摘句得罪。此類案例，借用周樹人的術語，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說： “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魯迅《且介亭雜文·隔膜》）； 他並舉“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為例。馮起炎，山西臨汾縣生員，聞弘歷將謁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縣），便身懷著作，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實為不學無術、信口開河之作，固無足論，惟末附壹段“自傳”文字，煞是有趣，略謂： “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壹事未決，請對陛下壹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壹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壹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壹人，選快馬壹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壹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壹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壹敘及之”； 馮生要跟皇帝講平等禮，故告訴弘歷，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還認皇帝做“老友”，請他順手幫個忙，解決自己的終生大事——將兩個表妹（張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鳳）娶進家門。不僅此也，他還很有襟懷，表示，即算皇帝幫不上忙，他也不會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強乎？”），也就那麽壹說而已（“特進言之際，壹敘及之”）。 馮生沖突禦駕、以意解經、請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樹人語所謂“鹵莽”、“迂儒”和“不識忌諱”。他也因此稀裏糊塗墮入文字獄（“核其情罪，較沖突儀仗為更重”），遂被“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15]。其人可憫，其遇可悲，然其事不無可議。馮起炎之所以這麽做，自有其邏輯：帝制時代有兩個詞，壹曰“君父”，壹曰“臣子”，這是將君臣關系比喻為父子關系。馮起炎既自認為臣，則不妨事君如父，作兒子的請父親做主搞定壹樁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這就是他的邏輯。然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為子，則未必然。於是，周樹人才會用“隔膜”二字定義此類文字獄。 由此可知，文字獄之構成，略有三端：壹則因君主欲加諸罪，何患無詞，乃挑剔文辭細故，借刀殺人；壹則士人遣詞造句，有意無意觸犯忌諱，因而得罪；壹則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慘案。然謂此即能摧折士氣以至於無，從而造就乾隆以降“萬馬齊喑”的“衰世”，則猶嫌說服力不夠。略以乾、嘉學術之興盛為例說明。乾、嘉之際，為近代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學者們通過整理、復原古籍的方式對中國文化的承繼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人講求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學風，直到今天還發生影響。有探究其故者，常謂此因專制政權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導致學者對現狀噤聲，競相埋首於故紙堆，陰差陽錯，這才出現壹個學術上的“盛世”。文字獄倘有如此功效，則戰國、宋、明等代，並未出現大規模文字獄，何以也能造就學術昌盛、邁前啟後的局面？上世紀文化大革命，文字獄之頻次、力度遠超乾隆之世，何以學術界反而出現雕敝荒蕪的現象？難道，後世之人，不僅其心不古，連智商也降低，學不會乾、嘉時代的“學術避禍法”？對文字獄和學術的這種關系，余英時提出“內在理路”說，認為自明末清初以來，學者越來越重視“道問學”，而不再壹味關註“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際的學術“盛世”。思想禁錮、政治打壓固然是外因，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很重要[16]。竊謂此論極有道理。清代文字獄之成因，固有前述三個原因，清代學術之興盛，自應有其內在的邏輯，而非全部因應政治上的變化而出現。然則，自乾隆至道光，約近百年，形成壹個士氣低迷卻學風大盛的“怪現狀”，存不存在壹個“內在理路”？若有，那這個“理路”又是什麽？竊謂，此壹“內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廢棄。茲請述其究竟。 -------------------------------------------------------------------------------- [1] 秦代坑儒凡四百餘人，似可視為文字獄之濫觴。漢代，司馬遷婿楊惲，因在私人信件中發牢騷被腰斬（《漢書》卷六十六）；宋代，蘇軾“以詩托諷”，被逮治，後釀成“烏臺詩案”；秦檜以文字獄打擊政敵，牽連數十人（《宋史·高宗本紀》）；明代，高啟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見之，“因發怒”，腰斬之（《明史》卷二八五）。這都是歷代文字獄中較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獄較前為頻繁，蓋文字獄亦隨“文明”之不斷發達，而水漲船高。 [2] 明初文字獄，殘暴之餘，尤令人啼笑皆非。如“杭州教授徐壹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按即明太祖）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剃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又如：“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俱見趙翼《廿二史箚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條（世界書局民國二十八年本，中國書店影印，1987年）。然陳學霖撰《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認為，此類案件，明初文獻並無記載，嘉靖以後，才出現於野史稗乘，萬歷末《國朝謨烈輯遺》據此，踵事增華，繪聲繪色，至趙翼《箚記》則已集大成，儼然定讞。據其考證，徐壹夔壽終八秩，並未死於太祖刀下；來復以胡惟庸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 [3] [4] [5] [6] 《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三年三月辛酉。 [7] 《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四年三月壬戌。 [8] 呂留良嘗與吳三桂通信。 [9] [10] 此序即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上諭。其中要論，如：“《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為感孚，而第擇其為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又如：“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壹也。且自古中國壹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終以“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為結論。胤禛此諭甚辯，雖有偷換概念的嫌疑——以地域概念，偷換文化概念（華-夷）和種族概念（滿-漢），但是，他強調君天下者以德，並就民心向背立言，以“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這種民本理論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標準，終屬難能可貴。 [11] 喻大華《清代文字獄新論》。 [12] [13]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九“諱義例”條，略謂：“舊說：隱、諱也，乃隱其惡耳。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葢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蓋是人情常理，《春秋》諱避之道亦爾。凡惡事必須書者，則避辭言之。趙子曰：‘凡君之過惡，以諱為示譏，見其避諱亦足以知其不當為也’；《公羊》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不書，小惡書’；殊非也。立教之體事無巨細皆論其可否，何得論其小大乎？”總之，強調避其名而不隱其實。 [14] 如段昌緒收藏《吳三桂檄文》，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豫變紀略》等書，俱得罪。全祖望作《皇雅篇》，本意為歌頌“（清）世祖得天下之正”，“前古無有倫比”，卻因涉及明季史事得罪。 [15] [16]
參考資料：
/cgi-bin/forum/viewpost.cgi?which=qin&id=8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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