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學好文言文，有利於豐富精神世界，熏陶語感。屈原、司馬遷、李白、蘇軾等先賢，以文言構築的詩文，是輝煌燦爛的“精神燈塔”，照徹千萬年，沐浴古今人。他們的靈魂，用文言走過的漫漫的精神歷程，我們今人再通過文言，讓學生去循跡走過，對學生的精神就是壹次次歷練。不斷地走過、不斷地歷練，就是民族的精神積澱、精神記憶與精神傳承！同樣也是語感的形成。作家李霽野上世紀四十年代說：“讀過壹點詩詞的人，黃鸝、燕、鳩、杜鵑等鳥所引起的情緒，也自然和未曾讀過詩的人完全不壹樣。我們經過詩文的眼睛來看萬象，經過詩人的耳朵來聽萬籟，仿佛是增加了壹種感官，而不曾讀詩的人，卻仿佛是瞎了眼睛，聾了耳朵，他們的生活經驗自然也就貧乏得多了。”這裏的詩詞指的是古典詩詞，如此量化積累，就是語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氣質的形成。這些恐怕是單純學習白話詩文所不可替代的。
（3）學習文言文，有利於促進道德回歸。道德作為調整人類行為的規範，既是人類自身發展的手段，又是人類發展的目的，它對社會具有積極的規範、教育、導向作用。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文言流傳下來很多有價值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因此，文言文擁有無法估量的教育潛能，其中包含著壹個古老民族的精魂。在當前重新樹立個人責任與美德的過程中，文言文教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與功能。我們當代學生所普遍缺少的很多有關修身、治家、睦親、就業、交際等道理在古代經典名著中都有發人深思的論述。例如，《中庸》裏對人與人交往中所講究的“誠”有這樣的論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再如道德操守，古人對這方面的強調提高到了及至，甚至把道德看得比生命還寶貴。用孔子的話講就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這些道德觀念固然帶有壹定的階級局限性，但只要我們用歷史的眼光、辨證的方法，合理地去發掘利用，它就壹定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從短期效應看，有助於提高學生對壹人壹事的思想認識；從長期效應看，有助於加強其個人道德修養，增強社會責任感，有助於塑造理想人格。
（4）學好文言文，有利於提高寫作水平。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壇閃耀著壹群璀璨的巨星，他們是魯迅、胡適、梁實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語堂、張愛玲等等，他們光華四射，文采灼灼。他們靈動地駕馭白話，築起白話漢語的華彩篇章。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壇卻頓失光彩，再沒有湧現出壹個靈動地駕馭白話的“大師群體”，堪稱“白話大師”的只有寥寥幾位。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中小學階段截斷了系統的文言文教育的血脈。這使得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文壇主流的人們，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使他們難以達到文言所表現出來的簡潔、幹凈、純粹、典雅、形象、傳神的境界。因此，在少年時期誦讀相當數量的壹流文言文，有利於提高白話文的寫作水平。2001年高考南京13中學學生蔣昕捷寫出的滿分作文《赤兔之死》就是明證。文章作者以熟諳的三國故事，編撰了赤兔馬為誠信而殞身的感人故事，立意深邃，且通篇采用純熟的古白話，明白曉暢，文才飛揚，老到的語言功夫受到閱卷老師的壹致贊賞。事後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蔣昕捷告訴記者，這要歸功於平時喜歡誦讀古典名著。“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與文言失去了聯系的人，必然由於古漢語底蘊不足而使文章變得冗長、直白。
我國是壹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浩瀚的文化瑰寶，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對於古代文化要采取“古為今用”的態度。我們學習文言文，就是要掌握方法，繼承古代的文化遺產。因此，我們不但要學習文言文，而且還要學好文言文，才能繼承古代的文化遺產，真正做到“古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