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佛教文化交流最頻繁、最昌盛的歷史時期。中土、西域、天竺、東南亞各國的佛教徒往來頻繁，極大地促進了我國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公元二世紀末到六世紀之間，泰國大部分地區處於扶南(即今柬埔寨)的統治之下，但是佛教卻受到了扶南王朝的護持。作為東南亞海上交通樞紐的泰國，對佛教文化的傳播和弘揚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佛教譯經弘法的極盛時期，扶南國不僅直接派遣高僧通過海路來中國傳譯佛經，而且扶南國還是當時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僧人往來中國的海上必經之路。據史料記載，當時來往於中國的僧人，行程可考的大約就有十余人，其中三人是扶南國僧人，他們就是著名的僧伽婆羅、曼陀羅和須菩提。三位高僧曾先後到我國弘揚佛法、傳譯佛經，對中泰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積極貢獻
梁天監二年(503)扶南王曾派遣高僧曼陀羅抵達建康。《佛祖統紀》稱“梁天監二年，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來進珊瑚佛像。詔譯經於揚都。”他曾譯經三部，即《寶雲經》七卷、《法界體性無分別經》二卷、《文殊師利般若波羅密經》二卷。《歷代三寶記》稱“沙門曼陀羅出《寶雲》等經三部，合十壹卷。……天監年初，扶南國沙門曼陀羅，梁言弱聲，大賫梵本經來貢獻。雖事翻譯，未善梁言，其所出經，文多隱質。***僧加婆羅於揚都譯。”關於曼陀羅翻譯的事跡《續高僧傳》也有記述。
梁朝時，扶南國高僧僧伽婆羅隨商船來到中國，自公元506年始，在揚州、建康(今南京)等地傳譯經論。《續高僧傳》說：“(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雲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津。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歷亡墜，道教淩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棲閑，養素資業。大梁禦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敕征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壹十壹部、四十八卷。”
僧伽婆羅在華譯經十七年之久，***譯經書十壹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經》十卷、《孔雀王陀羅尼經》二卷、《文殊師利問經》二卷、《度壹切諸佛境界智嚴經》壹卷、《菩薩藏經》壹卷、《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壹卷、《舍利弗陀羅尼經》壹卷、《八吉祥經》壹卷、《十法經》壹卷、《解脫道論》十三卷、《阿育王傳》五卷。
可以說，僧伽婆羅是當時扶南國來華僧人中翻譯佛經最多、影響最大的壹位高僧。據載，當初他在揚州壽光殿譯經時，梁武帝親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當時協助僧伽婆羅譯經的中國僧人還有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續高僧傳》對他的譯經以及在當時所起的作用評價甚高，稱其“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僧伽婆羅於梁普通五年(524)因病圓寂於正觀寺，春秋六十有五。
此外，受陳朝的邀請，當時扶南國的另壹位高僧須菩提也來中國傳教譯經。《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中另附有“須菩提傳”壹節，如說：“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都城內至敬寺，為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世三寶錄》。”須菩提曾長住揚州至敬寺翻譯大小乘佛經若幹卷。梁朝特設立扶南館翻譯道場，供扶南高僧譯經之用。據史料載，扶南譯館的遺址，在今天南京雞鳴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