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書籍收錄的文獻有多有少、校勘精審程度也不相同，於是就有了足本和殘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別。同時，書籍的版本出現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應地產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復本的差別，這使得善本的內涵更加擴展。後代許多學者對善本的概念不斷進行總結歸納，最終形成了現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條”說。善本的時代下限，現在壹般確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歷史文物性。
所謂歷史文物性，當有兩個方面的含義：
壹是指古書版印、抄寫的時代較早而具有歷史文物價值。
二是指古書可作為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文獻實物見證而具有某種紀念意義。
2：學術資料性。
所謂學術資料性，除了指經過精校細勘，文字上訛誤較少和經過前代學人精註精疏的稿本、寫本、抄本、印本以外，還應包括古書中那些在學術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或在反映某壹時期、某壹領域、某壹人物、某壹事件的資料方面，有比較集中、比較完善、比較少見的稿本、寫本、抄本、印本。
3：藝術代表性。
所謂藝術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國古代各種印刷技術的發明、發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裝幀上能反映我國古代書籍各種裝幀形制的演變；或是用紙特異，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國古代造紙工藝的進步和印刷技術水平的古書。
九條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寫的圖書。〔包括殘本與散葉〕
2：明代刻、抄寫的圖書。〔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殘本與散葉〕 但版印模糊，流傳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刊印的圖書。
5：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壹時期、某壹領域或某壹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過錄前人批校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術上能反映古代印刷術發展，代表壹定時期技術水平的各種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畫、插畫的刻本。
9：印譜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印譜的鈐印本，有特色的親筆題記的收，壹般不收。
下面是臺灣王鵬凱先生對"讀書宜求善本"的論述,作個參考吧
讀書宜求善本
言及讀書宜求善本，在版本學上總會提到幾個例子，今姑且引述兩例以說明讀書宜求善本的重要性。壹是宋代姚佑在當杭州教授堂試諸生時，竟然依據錯誤百出的麻沙本出題，以致出錯考題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認錯，反成美談壹件：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雲：「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雲：「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1]
另壹則是明初名醫戴元禮看到同行叮嚀病人煎藥時要放入錫壹塊，甚感訝異，經詢問後才知是同行根據的醫書版本誤謬，錯將「餳」字刻成「錫」，所幸並未釀成人命大禍之例：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壹醫家迎求盈戶，酬應不間。元禮意必深於術者，註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壹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壹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2]
正因為古代書籍在流傳的過程中，會因為抄錄、翻刻而產生錯誤、脫漏等種種問題，進而影響到治學成果。因此前賢在治學上，都相當註重書籍的版本問題，也都不斷地對後學耳提面命，再三強調，如張之洞向來就主張「讀書宜求善本」[3]，他首先對「善本」做了說明：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缺之本也。此有壹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義有三：壹足本。二精本（壹精校，壹精註）。三舊本（壹究刻，壹舊抄）。[4]
並提到據善本而校書對讀書的助益：
讀書先宜校書，校者以善本與俗本對勘，正其偽脫也，異同之間常得妙悟。且校過壹次，繁難處亦易記得。但校後宜讀，若校而不讀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時為學子指示治學途徑所著的《書目答問》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註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萬裏先生也撰文教導學子，說明讀古書為什麼要講究版本，並指出講求版本學的三點作用：「欲辨圖書真偽不能不講究板本」、「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板本」、「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究板本」[7]。
前賢不僅對「無缺殘無刪削」、「精校精註」、「舊刻舊抄」善本書的學術價值或資料價值都給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還投註相當的精力心血，去從事古籍的校讎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這樣的工作尤其以清人為最，因此清代被譽為「校讎學的鼎盛時期」[8]，大量的古籍經過這些學者的整理之後，嘉惠了後世無數的學子，讓人省卻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時至今日，雖然學風改變，較少有學者願意從事無益於升等的古籍點校工作，所幸仍有壹些書局繼續進行這項工作，讓我們仍不斷地有經過點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為習慣了閱讀這些精校精註的善本，反倒逐漸忽略了並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讎，甚至以為書坊出版的古籍都沒有版本上的問題。筆者以前在研讀《閱微草堂筆記》時，主要還是要依據取得容易坊間流傳的本子[9]，雖然盧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間流傳的本子有內容闕漏的問題[10]，但是清刻諸本因圖書館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閱無法影印，壹直要到大陸各書局所出版的《閱微草堂筆記》流入臺灣，才解決坊間流傳本因闕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