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老師好BT，都沒族譜妳叫我寫個P啊，我鬼知道家族歷史誰發生了什麽事，那些人早就死了....）急！！！！
多年來許多專業和業余的巴金研究者們為巴金家族歷史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也有不少說法和觀點與史實有出入。本文根據現在確實掌握的古籍材料，探討商榷，力求準確，以免訛傳。
壹 關於巴金的曾祖父（宗望公）李璠
巴金的曾祖父李璠生於四川，並非從浙江到四川的
巴金在《春蠶》壹文中寫道：“在成都正通順街有我的老家，……就在這個老家裏我幾十年前讀到壹本《醉墨山房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遺著，他是作‘幕友’從浙江到四川的。”（《隨想錄·四十二》）
宗望公李璠的仕途確實起於幕僚，襄助四川南溪縣令唐炯（見《醉墨山房僅存稿》中代序的《……李公宗望墓誌》）。不過他生於四川，而並不是“從浙江到四川的”。在《醉墨山房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中李璠寫道：“嘉慶二十三年，先君（即李璠之父介庵公李文熙）至蜀。”這說明浙江嘉興的這壹支李氏家族輾轉遷居到四川，始於這壹年（1818年，戊寅）其父介庵公入蜀為官。同壹文章中又有先君“積勞成疾，遂於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八日戌時卒於官”。而此時宗望公李璠“年十五，介庵公卒”（見《……李公宗望墓誌》）。宗望公即介庵公之子李璠，這樣推算宗望公李璠出生於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是在介庵公入川六年後生於四川的。巴金這篇文字是當時根據記憶寫的，估計成文時《醉墨山房僅存稿》並不在手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月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巴金專集 (1)》中《巴金小傳》中有：（巴金）“祖籍浙江嘉興，曾祖壹代定居四川”，有著同樣的錯誤。
李璠歷署四川多縣，並非只做了壹任縣官
徐開壘先生的《巴金傳》（上**藝出版社1991年5月第壹版）提到“李鏞的父親李璠……做了壹任縣官”，其實宗望公李璠歷署四川南溪、筠連、興文、富順等多縣，並卒於定遠縣任上。徐伏鋼先生的《巴金家族的祖脈》（又名《歷史祠堂的帷幕……》，見諸於多種報刊和網站）把宗望公李璠“曾當過壹任縣官”的誤說進壹步發展成帶有描寫色彩的“後來雖熬了壹任縣官當”。
關於李璠的著作《醉墨山房僅存稿》
譚興國先生的《走進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第壹版）說：“巴金的曾祖父李璠對文學頗有研究，刻印過壹部《醉墨山房詩話》。”田夫先生編著的《巴金的家和〈家〉》（上**藝出版社2005年2月版）也原封不動地抄錄了這番話。宗望公李璠從來沒有刻印過他自己的書。他的著述《醉墨山房僅存稿》是其子浣雲公李鏞在李璠去世三十多年後刻印的，***分兩冊，包括文稿、詩稿、詩話、公牘四種。巴金在《隨想錄·思路》中寫道：“文徵明的詞我還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詩話》中第壹次讀到的”，這裏《醉墨山房詩話》正是《醉墨山房僅存稿》上冊的最後壹部分，但是卻被壹些文章演繹為巴金“曾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詩話》”，進而在譚書和田書中成為“李璠……刻印過壹部《醉墨山房詩話》”。夏琦先生在《文豪巴金的仁愛和幽默》（《新民晚報》2005年10月18日）中寫道“巴老幼時曾在曾祖父藏書《醉墨山房詩話》中讀到這首詞（即文徵明的《滿江紅》）”，巴金曾祖父李璠在世時《醉墨山房僅存稿》並未刊印成書，更不可能是李璠自己的藏書。
塵塵著《泥土深情——巴金》（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把李璠誤為李番（第八頁）。
二 關於巴金的高祖父 （介庵公）李文熙
李文熙並非幕僚出身，亦非從浙江直接入川的
李輝、陳思和、李存光先生的《巴金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收集了有關巴老生平的大量史料。書中寫道“巴金的高祖李文熙（即介庵公，是巴金曾祖父李璠的父親）作為‘幕友’從浙江到四川定居”。《醉墨山房僅存稿》中的《先府君行略》記錄著介庵公李文熙是因為課徒有方，被學生家長感其恩“捐布政司照磨（清代部司府主管文書、照刷卷宗的從八品職官）壹官報之。分發四川……”所以介庵公李文熙是宦遊至四川而定居的。另外他從1786年去北京 （見《秋門草堂詩鈔》——巴金伯高祖父秋門公李寅熙的著作），到1818年入四川，“顛倒京兆，奔馳南北”（《秋門草堂詩鈔》）三十余年。“從浙江到四川定居”壹說顯然過於簡化。徐開壘先生《巴金傳》和李存光先生的《巴金傳》（北京十月出版社1994年 12月版）也有“幕僚”的說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壹期中《巴金與〈紅樓夢〉》有“入蜀為幕”。估計這些都是從前面提到的宗望公李璠的仕途起於幕僚的誤說而演化來的。
李文熙1786年赴北京投奔李寅熙
周立民先生力作《巴金手冊》（廣西師範大學2004年3月第壹版）是巴金研究的重要工具，但仍有幾處涉及到家族史的有失準確，都在該書第壹頁中。“約在嘉慶早年李介庵隨伯祖李秋門赴京”，秋門公李寅熙是介庵公李文熙的長兄，不是伯祖。李文熙是在1786年赴北京投奔李寅熙的，這是乾隆五十壹（丙午）年（見《秋門草堂詩鈔》）。“李介庵隨李秋門赴京”壹說來自《醉墨山房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宗望公李璠寫道，其先君（李璠之父介庵公李文熙）“十七歲，先祖母去世，先君哀毀骨立。秋門公摯之入京”。李璠祖母去世時，秋門公李寅熙正在北京，“壹慟幾絕，（頭左）瘤墳起如拳，呻吟臥榻，欲奔喪不果”（李文熙為《秋門草堂詩鈔》所作之後記）。“摯之入京”實際上是秋門公李寅熙函召其四弟介庵公李文熙入京。
沒有史料證明李文熙遷入或者落戶成都
陳思和先生的《巴金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壹版）說“李氏家族由浙江嘉興遷入成都是在（巴金）高祖李介庵的時代”。譚興國先生的《走進巴金的世界》提到“大約在十八世紀初，（巴金）高祖李介庵做官入川，落戶成都”。現有史料說明介庵公李文熙自1818年入四川後壹直在州縣做官，沒有任何史料證明介庵公李文熙遷入或者落戶成都（府）。遷入或者落戶成都（府）應當是李文熙身後之事了。
三 關於巴金的祖父（浣雲公）李鏞
李鏞有六子三女，其中壹子早夭
關於浣雲公李鏞有幾個子女，眾說紛紜，有“五子壹女”、“五子三女”、“六子壹女”、“六子三女”等不壹。徐開壘先生的《巴金傳》中有壹段相對比較準確的說法：“（李鏞的原配繼配）兩位夫人為李鏞生下了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其中壹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鏞在前兩個夫人謝世後，又討了兩個姨太太，為他帶來壹個足以做他的孫子的第六個兒子。”“六子三女”的說法是正確的。唯其“早夭”定義不明。若以未成年（即滿十八歲）而亡故作為標準，則只有壹子可算早夭。陳思和先生的《巴金圖傳》說：“李鏞有兩房妻室，生了六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其中壹子二女早年夭亡，後來又娶了兩個姨太太。”這裏除了“早夭”前面已經說明外，李鏞六個兒子中的幼子是姨太太之壹所生。另外“有兩房妻室”的說法，不如“先後有兩房妻室”準確。
《巴金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中還有道：（巴金）“祖父李鏞（號皖雲），也做過官，後閑居在家，為大家庭的家長，有五子壹女 （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鴻；女：李道沆）。”其中“皖雲”應為“浣雲”，“道沆”應為“道沅”。如果此處說的是李鏞的成年子女的話，則遺漏了另外兩個女兒，她們是二女兒（名已佚）和小女兒李道漪。李道漪的《霞綺樓僅存稿》被收入李鏞及其妻女的《李氏詩詞四種》。譚興國著《巴金的生平和創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月版）還把李鏞之名錯為李金鏞。此書還說（李鏞的）“晚年，壹心想的是‘五世同堂’”。“五世同堂”當時在李氏家族是不可能的。李鏞晚年的心願是“四世同堂”，並得到實現。
陳思和先生在2004年12月17日“走進巴金”系列文化演講第三講“《家》的解讀”（後整理收入《巴老和壹個世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壹版）中說“……巴金的祖父是個非常開明非常有眼光的人。……他有幾個兒子，老大就是巴金的父親，曾做過縣官；老二死了，老三老四都被送到日本去學習法律，……”這大概是演講者的即興發揮。到日本去學習法律的正是老二李道溥和老三李道洋。事實上，而且無論是巴金祖父浣雲公李鏞的子女，還是巴金高祖父介庵公李文熙以下的大排行，都不存在“老二死了”的史實。
另外關於李道溥，唐金海和張曉雲所著《巴金的壹個世紀》（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版）說：（巴金的）“二叔李道溥，……娶妻劉世。”其實劉氏是繼配，原配為吳氏。還有：“五叔李道沛，……娶妻固氏。”固氏為周氏所誤。《巴金的壹個世紀》對李鏞子女介紹的順序為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沅、李道沛、李道鴻，使人認為他（她）們的排行順序也是這樣。唐金海和張曉雲所著《巴金年譜》 （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在介紹巴金的父親、二叔、三叔、五叔、六叔時，則更明確寫明“大姑媽李道沅，排行第四”。其實除了前面說過的遺漏外，李家男女是分開排行的。不能因為四叔李道瀛早夭，就把大姑媽李道沅指定為第四。這本《巴金年譜》還說，（李鏞）“娶妻湯氏，續弦濮氏，妾曾姨太；***生六子壹女”，其中“六子壹女”已在其所著新年譜《巴金的壹個世紀》中改正為“六子三女”，但是李鏞之姨太黃氏則被兩書遺漏。
由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編撰的《百年滄桑——成都商會歷史沿革》第十五頁說 （四川首任勸業道周孝懷）“委任他（樊孔周）和李道江（巴金之父）籌集資金，創辦社會所需要的新興事業”；第二十七頁上說 （成都）“總商會為適應潮流，也成立了‘憲政研究所’，聘倪天來、李道江（巴金父親）、陶思曾為義務講師，講解憲法”。巴金的父親是李道河；李道江是巴金的二堂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