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是他在撰寫這部書時，始經不渝地堅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原則，就是“寧失於繁，勿失於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取材十分豐富，除宋代的實錄、國史外，還大量采用經、史、子、集，筆記小說，家乘誌狀。南宋人陳傅良曾表彰說：“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禦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鑒》（即指《續資治通鑒長編》）起建隆、盡靖康二年，而壹代元書萃年於此，可謂備矣。“清人譚鐘麟也認為此書“上據國典，下采私記，參考異同，折衷壹是，使北宋壹代事實粲然明備，實為《通鑒》後不可不讀之書。”正是由於李燾堅持了這個原則，才為後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李燾繼承和發展了“考異”的優良傳統。司馬光在著《資治通鑒》時，著有《通鑒考異》，在書中排列不同材料，說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續資治通鑒長編》也采用了這壹考異的方法，“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即當明著其誤削去，氣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錄出為考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續資治通鑒長編》註文多達壹萬二千余條，七十多萬字。清人黃廷鑒以此評價很高，認為“其中分註考民劃詳引他書，而於神、哲之代尤多。
如《宋會要》、《政要》、歷朝《實錄》、《時政記》，王禹《建隆遺事》、蔡襄《直筆》、王拱辰《別錄》、司馬溫公《日記》，王荊公《日記》、劉摯《日記》、呂大防《政目》、呂公著《掌記》、曾布《日錄》、林希《野史》、五巖叟《朝論》、歐靖《聖宋掇遺》、邵氏《辨證》諸書，及諸家傳碑銘，皆無壹存者。即幸有傳書，如《東齋記事》、《涑水記聞》、《東軒筆錄》、《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筆談》、《揮塵錄》之類，往往傳寫訛脫，亦足據以是正。則此編非特足以考定宋、遼二史之闕訛，而有宋壹代雜史、小說家不存之書，亦可賴以傳其壹、二，誠溫公《通鑒》後不可不讀之書也。”
李燾雖然在政治見解和史學觀點上和司馬光很接近，但對司馬光的《涑水記聞》、《日記》等並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別是反映司馬光政見且為神宗粉飾的《神宗實錄》更是如此。相反，李燾對於王安石也能公正對待。雖然李燾“恥讀王氏（安石）書”，反對王安石的政治主張，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和註文中也能不認私論害公議，公正、客觀地評價王安石變法期間的壹些措施、事件和人物。例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壹四熙寧三年八月癸末對倉法的記述就體現了李燾的態度：“……曾布雲，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河倉條貫。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倉法，舊紀書癸末詔諸倉給受概量者，臨時多寡，並緣為奸，刻軍食十當三四，其增諸倉役人祿，立勾取重法，由是歲減運糧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盜以故得不縱，後推及內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紀削去，削去其諛辭可也，如立倉法安可不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資治通鑒長編》·五百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已著錄。
燾博極群書，尤究心掌故。以當時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家自為說。
因踵司馬光《通鑒》之例，備采壹祖八宗事跡，薈稡討論，作為此書。以光修《通鑒》時先成《長編》，燾謙不敢言《續通鑒》，故但謂之《續資治通鑒長編》。
《文獻通考》載其《進書狀》四篇。壹在隆興元年知榮州時，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壹十七卷上進；壹在乾道四年為禮部郎時，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壹百八卷上進；壹在淳熙元年知瀘州時，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進；壹在淳熙元年知遂寧府時，重別寫呈，並《舉要》、《目錄》計壹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上進。
故周密《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書，至盈二廚。然《文獻通考》所載，僅《長編》壹百六十八卷、《舉要》六十八卷，與《進狀》多寡迥殊。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逾三百，蓋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餘雲雲。則所稱壹千六十三卷者，乃統子卷而計之，故其數較多矣。
又據燾《進狀》，其書實止於欽宗。而王明清《玉照新誌》稱紹興元年胡彥修疏，在《長編》壹百五十九卷註後，則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連屬，著其歸宿，附於註末，如《左傳》後經終事之例歟。
《癸辛雜識》又稱“燾為《長編》，以木廚十枚，每廚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雲雲，則其用力之專且久，可概見矣，其書卷帙最多，當時艱於傳寫，書坊所刻本及蜀中舊本已有詳略之不同。
又神、哲、徽、欽四朝之書，乾道中只降秘書省依《通鑒》紙樣繕寫壹部，未經鏤版，流播日稀。
自元以來，世鮮傳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壹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副帙流傳，無不珍為秘乘。
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註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跡，徐氏所闕而朱彜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實從來海內所未有。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頗為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經月緯，遂已詳備無遺。
以數百年來名儒碩學所欲見而不得者，壹旦頓還舊物，視現行諸本增多幾四五倍。斯亦藝林之鉅觀矣。
昔明成化中詔商輅等續修《通鑒綱目》，時《永樂大典》庋藏內府，外庭無自而窺。
竟不知燾之舊文全載卷內，乃百方別購，迄不能得。論者以為遺憾。
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編摩四庫，乃得復見於世。豈非顯晦有時，待聖世而發其光哉？
燾原目無存，其所分千餘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謹參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簡，別加釐析，定著為五百二十卷。
燾作此書，經四十載乃成。自實錄、正史、官府文書以逮家錄、野紀，無不遞相稽審，質驗異同。雖采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互見，未必壹壹皆衷於至當。
不但太宗斧聲燭影之事，於《湘山野錄》考據未明，遂為千古之疑竇。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賜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米壹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銘》，殊不相符，為曾敏行《獨醒雜誌》所糾者，亦往往有之。
然燾《進狀》自稱，寧失之繁，毋失之略，蓋廣蒐博錄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 後人對《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評價頗不壹般。清人朱彜尊認為：“宋儒史學以文簡為第壹，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李燾）免於譏駁。”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資治通鑒長編提要》則認為為此書“雖采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未見，未必壹壹皆衷於至當。不但太宗斧聲燭影之事於《湘山野錄》考據未明，遂為千古之疑竇，即如景佑二年三月賜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米壹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銘，殊不相符。為曾敏行《獨醒雜誌》所糾者，亦往往有之。”盡管如此，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仍認為它“廣搜博錄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
《續資治通鑒長編》因為篇幅太大，故成書時就沒有全刻，而只是由秘書省按《續資治通鑒》的規格抄寫了壹部藏於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從明朝《永樂大典》裏錄出《續資治通鑒長編》入《四庫全書》，但《四庫全書》錄入的不是全本，缺徽、欽兩朝事跡等。嘉慶二十四年（1819）張金吾用活字排印愛日精廬本。光緒七年（1881年）浙江巡撫譚鐘麟命黃以周等以《四庫全書》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校愛日精廬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印成浙江書局本。中華書局出有由上海師範學院和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同整理的標點本《續資治通鑒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