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生活在戰國末期，當時社會正處在劇烈的變化之中。新興的地主階級正在進行著推翻奴隸主貴族統治的鬥爭，戰國七雄正為爭奪統壹中國而進行諸侯戰爭。這壹時期，各種思想潮流融合碰撞，層出不窮，其中為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而服務的法家學說應運而生，而韓非正是法家學派的傑出代表、先秦法家學說的最後壹位大師。
韓非是戰國後半期韓國的壹個沒落貴族，他和後來成為秦國宰相的李斯同是大思想家荀子的學生。韓非說話有些口吃，但是很能寫文章。他的文章寫得條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說服力，李斯自己也承認，他的學問、才能不如韓非。
當時的韓國政治腐敗，改革不力，在強大的鄰國秦國的進攻下壹再割地受辱。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提出修明法度、求人自賢、賞罰分明等富國強兵的建議，但是昏庸的韓王並不采納。激憤之余，韓非奮筆疾書，寫下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字的文章。
有壹天，秦始皇讀到韓非的文章，大為贊賞，說：“若能見作者壹面，也不枉活了。”李斯告訴他這些書的作者是韓非，現在韓國。為了得見韓非，秦始皇不惜出兵伐韓，終於迫使韓國乖乖交出韓非。秦始皇與韓非談得非常投機，引起李斯的嫉妒，害怕威脅到自己的官位。李斯等人大進讒言，使韓非關進了監獄。後來李斯又派人毒死了韓非。等秦始皇後悔時，壹代法家大師已經離開了人世。
韓非的著作《韓子》，亦稱《韓非子》。現存《韓非子》壹書五十五篇，比較系統地體現了韓非的思想。
韓非主要繼承和發展的是先秦法家先驅者的理論。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都被韓非融會貫通，成為法家學說發展的集大成者。韓非總結這些前輩法家的思想，第壹次明確地闡述了法、術、勢三者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他認為，為了推行封建的政治變革，必須實行嚴酷的法治，這是國人必須遵循的方向。如果沒有術的話，就會有大臣搗亂，如果有法、有術下的最高原則，不能用道德感化的辦法，也不能用無功受祿的辦法來治理國家。應該用論功行賞、論過罰罪的辦法來治理國家。
韓非的思想符合社會走向封建統壹專制局面的潮流。他和其他法家創建的封建理論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所篤行，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建立初期，因連年戰爭，國家的政治、經濟完全陷入壹種困境。漢初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因此有“休養生息”的黃老之治。黃老之學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漢初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不過，當國力強盛後，就需要壹種更為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強思想統治。這樣，儒學由晦而顯，登上了歷史、政治舞臺。因為有這樣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歷史的前臺，成為了西漢著名的倫理思想家、哲學家，經文經學大師。
董仲舒從小學習十分刻苦專心，因發憤鉆研儒家經典，三年中連自己家的園圃都沒有去過壹次，史稱“三年不窺園”。可見董仲舒為經傳所吸引，簡直到了如癡若愚的程度。由於他不僅對《春秋》有研究，而且相當深入地掌握了儒學思想的精髓，所以當時人稱他為“漢代孔子”。
在漢景帝時，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經的博士官。但他對儒學歷史發生決定性影響還是在漢武帝時候。西漢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由於有前幾代皇帝的休養生息作基礎，國力強大起來了，思想統壹的需要也變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讓各地推薦賢良文學之士上書對策，以備朝廷咨詢任用。壹時間，壹百多個讀書人都聚集到京都長安，都想通過金殿對策，取得皇帝的賞識，得個壹官半職。
金殿對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書，由對策士子們作答，交皇帝閱覽。武帝下了第壹道制書，士子們凝神細思，揮筆成文。武帝對幾百篇賢良對策逐壹閱讀，覺得很平常，但當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時，卻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議論所深深吸引，嘆為奇文。隨即武帝又接連兩次召董仲舒上殿策問。由於三次策問基本內容都是關於天人關系問題，所以後人稱之為“天人三策”。後來，董仲舒根據《公羊春秋》的大壹統精神，進壹步提出了思想統治的問題，要求廢止不合於六藝、孔子之道的學說。同時，董仲舒對傳統儒學重新作了解釋，這些都為西漢統治者利用儒學加強思想統治準備了理論基礎。
在對策中，董仲舒針對武帝希望能聽到“有關治國的宏論”及有關天人關系的提問，回答說上天和人事是互相關聯的，天命是可畏的。國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種種災害，譴責、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執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國之禍。他又指出，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實行儒家的“禮樂教化”。他建議對人民實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設立太學，在地方也設立學校。
董仲舒所謂“天”、“天意”，絕非簡單的人格神或人格意誌。從社會結構講，他強調王者的中心地位，為封建大壹統確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對策，適應了當時西漢從政治上、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懷。不久，他又向漢武帝正式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這以後，董仲舒擔任了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此後，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議，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壹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壹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還提出“三綱五常”這壹道德規範。“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五個封建道德教條。“仁”即愛人、孝悌、忠恕等。“義”指封建道德規範和標準。“禮”是各種封建禮儀、制度和規範。“智”為判別是非之心。“信”系忠誠守信。這些都是用以調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三綱最早源於先秦時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綱”。五常則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揚的仁、義、禮、智基礎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綱五常的思想對我國古代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董仲舒作為漢武帝時代新的儒家學派的創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為主的鄒魯文化思想，同時也吸取了燕齊方士的陰陽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為主的三晉文化思想。新儒學思想已由壹個學派的思想而發展演變為全國性的封建統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權神授理論和“三綱五常”說，對後世影響最為深刻。它使中國人民長期禁錮於神權政治和封建倫理政治之下。但是，由於西漢時期，封建社會正處於蓬勃興盛階段，董仲舒創建的儒學思想體系，總體上說，基本符合時代的需要，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著某些促進作用。
董仲舒以後，儒學逐漸開始作為官方哲學的意識形態出現，它通過教育、選舉等社會制度的推行，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逐步開始了對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思想統治。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龍門(今陜西省韓城縣)人。他出生於西漢壹個世代史官的家庭。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這種環境對於他以後成長為壹名優秀的史學家，起了很大作用。
受家庭的影響，司馬遷從10歲起就能誦讀古文。10歲以後，他跟隨父親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國都長安，學習經書和史學。在那裏，他受到了名師的指點，曾直接聆聽著名學者、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等人講經。他跟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聽董仲舒講《公羊春秋》，諳熟了當時的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理論，受益匪淺。他還借助父親太史令這樣壹個便利條件，閱讀了大量古籍、經典、百家論著和皇家檔案。
從20歲開始，司馬遷便到全國各地進行有目的的遊覽考察。他南遊江淮，曾登上會稽山，尋找大禹的遺跡；又到了沅、湘壹帶，登上九嶷山，考察舜的墓地；北過齊魯，到了孔老夫子的故鄉曲阜，體察聖人之遺風，講習學業，到鄒縣、爬嶧山，在亞聖孟子生活的地方演習鄉射之禮；他還到了漢高祖劉邦的故鄉徐州沛縣，經過號稱“戰國四公子”之壹的孟嘗君的封地薛，觀訪西楚霸王項羽的出生地彭城，等等。拜官郎中(皇帝的小侍衛官)後，他曾奉命出征西南夷，涉過巴山蜀水，壹直深入到雲南腹地而返。在遊歷過程中，他廣泛接觸到社會各方面的情況，尤其是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既使他開闊了眼界，又增長了知識，為他以後撰寫《史記》、提供了大量翔實可靠的歷史資料。
公元前111年，司馬遷的父親去世。這對於司馬遷來說是壹生中的壹個轉折點。其父臨終前，要司馬遷修壹部史書。
公元前104年，經過充分準備，司馬遷開始著手撰寫《史記》。但僅僅過了5年，正當他專心致力於《史記》的創作時，壹場滅頂之災意外地降臨到了他的頭上，把司馬遷投進了監獄，並處腐刑。
他在《報任安書》中曾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痛苦的思想鬥爭過程，對死亡的看法以及忍辱負重活下來的決心。他說，人都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如果自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既無法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和父親的願望，也死得像鴻毛壹樣輕不可言。司馬遷並沒有消沈下去，在獄中，他懷著滿腔的悲憤繼續創作。4年後，他被赦出獄，從此，更加專註於創作。公元前91年，司馬遷用畢生精力和心血寫成的《史記》這部不朽巨著終於問世了。
司馬遷是我國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用畢生的精力，傾註了全部心血，寫成了《史記》。魯迅先生曾贊譽《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史書的先例。特別是他遭遇不幸後忍辱負重，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鬥的精神更為後人所敬重。
蓋烏斯_愷撒
凡是初學拉丁文的人，都有壹本必讀之書，叫做《高盧戰記》。這是壹本用標準的拉丁文寫作的著作，它文筆清新、結構嚴謹、敘事翔實、妙趣橫生，記載了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0年***計8年時間內羅馬軍隊出征高盧的歷史事跡。它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蓋烏斯_尤利烏斯_愷撒，他是古羅馬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也是***和國著名的獨裁者。
愷撒於公元前100年出生於羅馬古老而顯赫的尤利烏斯家族，少年時便有非凡的抱負，他崇慕權力和榮譽。由於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受到高等的教育，曾到羅得斯島學習修辭學和演說術，並且曾拜在古羅馬著名的演說家毛路門下。因而愷撒不只擁有政治家的野心，而且擁有文學家的才華和雄辯的口才，這使得他在政治道路上如虎添翼。
愷撒生活的年代正處在羅馬奴隸制社會各種矛盾激化、***和國發生嚴重危機的階段，由於家族的優勢，愷撒早早地就與政治結緣。13歲時他當選為朱比特神的祭司，18歲時又娶了著名民主派人物秦訥的女兒為妻。後來，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不得不過了壹段流亡的生活。
公元前78年，危險消除之後，愷撒踏上了回國之路。途中遭遇了壹群海盜，海盜見他氣宇不凡，料定是個有來歷的人，便擡高價碼向他索取20塔蘭特作為贖金。不料愷撒竟對他們的要求不屑壹顧，還提出願意支付50塔蘭特，海盜們連連稱奇，不禁對他刮目相看。當愷撒剛剛獲得自由後，他便領著壹支軍隊清剿了那股捉他的海盜，並且從中獲得大宗財物。
在政治道路上，愷撒還擅於以金錢鋪路。他經常慷慨捐資，甚至不惜蕩盡家財，欠下大筆債務。但這樣壹來，他也籠絡了許多人心。
在西班牙任職期間，愷撒政績卓著。他通過征服許多部落而使羅馬統治的疆域大大地擴展了。而且戰爭的勝利使他發了財，他的部下包括士兵們也都分到了油水。大家對他很滿意，宣布他為“英白拉多”，即勝利的統帥之意。愷撒開始向最高權力的目標壹點點進發了。
愷撒的雄辯的口才、改革派的形象、慷慨大度的品德和在西班牙等地的戰功，在平民和相當壹部分上層人士中間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同時，他也致力於拉攏聲名顯赫的權勢人物以形成聯盟。公元前60年的夏天，愷撒如願以償地同龐培、克拉蘇這兩位巨頭達成相互支持的協議，史稱“前三頭同盟”。羅馬這三位有巨大影響的政治家誰也不能單獨掌權，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同元老院相抗衡。
公元前59年，愷撒在龐培和克拉蘇的支持下當選為執政官。在他執政斯間，進行了壹系列的有益於社會進步的改革。在遭到貴族派的激烈反對之後，愷撒憑借掌握的兵權和其他兩頭的支持，取得了勝利。根據愷撒的命令，在羅馬開始公布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決議，他要以這種形式影響社會輿論，於是歷史上最早的官方報紙就誕生了。
執政官任期屆滿之後，愷撒於公元前58年出任了高盧總督。他利用當地部落間的重重矛盾，借口解決紛爭而派兵入侵。他用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相結合的辦法，逐漸吞並了整個高盧地區。這些都由他自己親手記載在《高盧戰記》之中。
對高盧的征戰是愷撒政治生活的重要階段，他把從高盧掠奪來的巨額財富進壹步收買城市貧民和網羅黨羽。隨他征戰多年的10個軍團是他重大的政治依靠。這引起了克拉蘇和龐培對他的嫉妒。好大喜功的克拉蘇在對帕提亞的戰爭中陣亡了，而龐培則日益拉攏貴族派，殫精竭慮地打擊愷撒。至此，前三頭同盟徹底瓦解了。
很快，敵視愷撒的勢力在元老院會議上占了上風，龐培被授權招募軍隊。愷撒處於生死攸關的時刻。公元前49年1月10日，愷撒帶領少量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進羅馬，奪得了羅馬政權。他對政敵實行寬大懷柔的政策，獲得了壹部分元老貴族和騎士的支持。公元前48年，愷撒發動了同龐培爭奪東方各行省的戰爭，在著名的法薩盧戰役中，徹底擊敗了龐培。在途經埃及時，他把依附於他的埃及女王克麗奧帕特拉七世扶上了臺。
壹場內戰過後，愷撒勝利回師羅馬，被推舉為集軍、政、司法、宗教等大權於壹身的獨裁官，成了名符其實的無冕之王。
但是愷撒的獨裁和實行的壹系列措施，削弱了元老貴族的勢力，更引起了他們強烈的不滿。他們視愷撒為***和國的顛覆者和王權的覬覦者而加以反對，公元前44年3月15日，愷撒被密謀刺殺了，他身中23處劍傷，倒在龐培雕像的腳下。在政治的浪潮中乘風破浪了幾十年的愷撒，盡管取得了至高的地位，最終還是喪身於政治的漩渦之中。
愷撒稱得上是壹個偉大的人物，堪稱文武雙全。在政治上他是壹個偉大的改革家。在軍事上他足智多謀，英勇善戰，常常能身先士卒，以少勝多。在文化方面，他的貢獻也不小，如愷撒於公元前46年對羅馬的歷法進行了改革，制定了通常所說的“儒略歷”，這種歷法影響深遠，在西歐用到16世紀，在俄國用到1918年，至今還為許多東正教徒所使用。愷撒還堪稱為壹位文學家，他良好的文化修養使他在騎馬行軍的征戰生活中還能進行文學創作。他留下過大量書信和演說辭，可惜都已散佚。據歷史上的壹些文學家的記載，他曾寫過《論類比》、《反加圖》、《沿途雜記》等涉及面不同的著作，但流傳至今的只有《高盧戰記》和《內戰劄記》兩部影響頗大的著作。這兩部著作記載了愷撒親身經歷的事件及其生活的時代特色，既是戰爭回憶錄，又是具有文學與思想價值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