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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是壹部什麽樣的書?它成書於什麽時期,有哪些特點

1、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集。 2、成書於戰國初期。 3、是語錄體著作

論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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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壹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壹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壹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壹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壹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壹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註》,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壹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壹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壹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性與個性,文化的***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壹。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壹定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壹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註》——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註》。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壹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註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著。征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書在《例言》中已有論述,不再重復。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征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壹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家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余。他的《論語譯註》註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壹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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