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腐從官員選拔開始
貪贓枉法，受賄藏汙的腐敗行為，是壹種官場寄生現象。可以說，從官場誕生那天起，就出現了。西周穆王時編修的刑法《呂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種執法受賄行為，即所謂“五過之疵”，可見上古三代時官場腐敗已成社會問題。
針對官員腐敗問題，歷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從用人角度來看，首先是選出賢能的好官，建立了壹套官場“準入”制度，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註重搞好幹部隊伍建設”，古人稱之為“吏治”。
什麽樣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標準之壹是有“德”，且以德為本。“清”，即廉潔，是官德的重要內容之壹，廉潔的官員被古代史家稱為“循吏”。為了選到循吏這樣高素質的官員，在先秦時即出現了壹種“察舉”制度，面向社會公開推薦官員。這種察舉手段，民間叫“舉賢”，到兩漢時，舉賢已成為官員的重要來源之壹。而且，“察舉”也有嚴格的法規，先秦時的秦國規定，如果所推薦的官員“不善”，推薦人也要治罪，在漢代則叫“連坐”。
此後，曹魏時期出現的“九品中正制”、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層為了選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別是科舉制度，最為成熟，壹直沿用至晚清。
在這些常規選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還結合朝情，推出壹些“本朝特色”官員選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便出現了壹種另類絕招 “閹割”。
此手段真可謂天下奇聞。實施這種另類選官制度是南漢，地域在嶺南今廣東、廣西壹帶。《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記載，當時的南漢皇帝叫劉鋹（後主），相當荒淫，政事全權委托當時的龔澄樞、陳延壽壹班人處理。龔澄樞等人便根據劉鋹的意思，規定擬用官員均須閹割，此即史書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記載。
如此選拔官員的理論依據何在？劉鋹有這樣壹番解釋：“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沒了生殖器的官員就不為子孫著想，不貪，忠心？顯然是否定的。歷史上宦官腐敗壹直是官場重災區，從秦二世時的宦官趙高，到明武宗時的掌印太監劉瑾，都以斂財弄權，禍害朝政出名。
據明王鏊《震澤長語·雜論》所記，劉瑾出事後，從其家裏抄出：“金***壹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其他大量財寶還未計算在內。所以，史書上稱劉鋹“尤愚”。
但讓官員“凈身”後上崗，也不能說對反腐沒壹點用處，起碼在防止官員生活腐化、亂搞兩性關系方面，還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勵民間參與。
漢武帝劉徹設立“刺史”提倡“打小報告”
壹個不容回避的歷史事實是，不論古代選拔官員采取什麽樣的方法，官場腐敗仍層出不窮。於是古人在註重選拔高素質官員的同時，也想到預防腐敗這壹招，各朝都成立相當於今反貪局或監察部這樣的中央監察機構。
秦朝是中國歷史第壹個建立完備監察機構的朝代，此機構名叫“禦史臺”，壹把手叫“禦史大夫”。禦史大史是副丞相級別，其下還有禦史中丞、侍禦史、監郡禦史，地方郡縣也都配備了相應的監察官員。
漢代時，禦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壹行政級別。劉恒（漢文帝）當皇帝時，鑒於當時禦史監察不力的情況，臨時調派身邊可信人員到下面核查，此行為稱為“刺”。劉恒孫子劉徹（漢武帝）當皇帝後，覺得這做法好，於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設立“刺史”，成為中國古代反貪史壹種新型的“反腐辦”。
在常規監察機構反腐外，古代還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壹招，是動員民間參與反腐，在“舉賢”的同時，鼓勵民間積極“舉報”。其具體操作辦法是，鼓勵越級上訪。劉徹在位時曾專門下詔，保障吏民的言論自由，即建立所謂“言事變”制度，鼓勵基層官員、民間人士越級上書、詣闕言事。這種在非正規渠道外反映情況的行為，叫“言事變”，其實就是俗話所說的“打小報告”。
南北朝時的北魏也提倡“打小報告”。《北史·魏本紀第壹》記載，拓跋嗣（魏明元帝）當皇帝時，於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專門下詔，鼓勵民眾舉告貪官：“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
“打小報告”這種上書行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備受重視，範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給皇帝寫過很多這樣反腐奏折。《包孝肅公奏議》壹書幾乎全是揭露、舉報官員腐敗的，全書187篇，有55篇直接舉報貪官汙吏，當時的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壹本。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報告”推到了極致。朱元璋除了允許越級告狀、鼓勵實名舉報外，還支持民間進京上訪。據朱元璋組織編撰的《大誥·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不論大小官員，只要發現“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財”，老百姓可以聯名寫舉報信，到京城上訪。
老百姓甚至可以將貪官直接“綁縛赴京治罪”。《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記載，押貪官進京途中，即使身上沒有證明信，官員也不得阻攔，關卡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如果有人敢阻擋進京，“其家族誅”。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官員壹旦被查出是貪官，是別想挪個地方做官的，連其兒、孫都將被“株連”，失去當官機會。
3. 反腐重在立法嚴懲
明太祖朱元璋懲貪 “梟首示眾”“剝皮實草”
“舉賢”與“舉報”，雖然可以減少官員腐敗現象，但腐敗仍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於是， “制度反腐”成為壹種探索。所謂“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貪用重典”。中國反腐立法時間相當早，在《呂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說法，即官員貪贓枉法，與犯人同罪。
秦國有《置吏律》、《軍爵律》、《內史律》等專門針對官員的立法，嚴懲“不廉潔”的“惡吏”。特別是經濟問題的犯罪，決不手軟：“通壹錢，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賄壹個錢，都要被判處在臉上刺字，再罰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漢代的量刑標準是：“贓二百五十錢以上”，即免職；主政官員“盜直十金”，即判死刑“棄市”。250錢在當時還買不到壹件像樣的襯衫，可見處罰之重。
隋唐時，反腐的相關立法更為縝密、規範。《唐律疏議·職制》“受人財而為請求者”條規定：壹般官吏受賄，“坐贓論加二等”，“即壹尺以上笞四十，壹匹加壹等，罪止流二千五百裏”；如果是握有實權大權的“監臨勢要”，則加重處罰，“壹尺以上杖壹百，壹匹加壹等，罪止流三千裏”。
宋元兩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宋太祖），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詔，官吏盜公物，據為己有的，與其他盜竊壹樣，“贓滿五貫文者處死”。五貫錢什麽概念？當時的縣令月俸料錢在10至20貫（千錢），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資就要處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後來酷刑著稱的《大明律》中，官員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僅“免絞充軍”。
但在事實上，明朝懲治腐敗比宋朝厲害多了，因為明朝常設“法外之法”。據清趙冀《二十二史劄記》“重懲貪吏”條，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詔， “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壹般貪官罰到京師“築城”；貪汙銀子60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
60兩銀子，在當時算是筆小財。據《明太祖實錄》所記，當時1兩銀子可以買到1石米，也就是說，60兩銀子可以買60石米；這等於當時最低壹個級別、從九品官的年薪（俸祿）。
為了便於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廣場左邊，設立壹座土地廟，將腐敗官員剝皮的刑場就放在這裏，民間因此稱此廟為“皮場廟”。皮剝下來後，用草填空，制成“貪官標本”並懸掛起來，“使之觸目驚心”，以此警示官員要廉潔自律。
實際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謂無不用其極，淩遲、梟首、棄市、族誅……當時僅“空印案”、“郭桓案”兩案，朱元璋就殺了8萬多貪官，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戰國時的齊威王能與之相比。齊威王是狠君，曾將腐敗官員“壹鍋煮”。《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了此事：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比並烹之”。
在這點上，歷朝歷代莫過於制定采用嚴刑峻法了。法家的創始人管子就認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嚴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這位貧民出身的皇帝歷經寒苦，對世間的人情世故要比壹般人體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大臣們說過：“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引酒過度。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貪汙蠹害吾民者，罰之不恕。”為震懾官吏的腐敗行為，朱元璋“刑用重典”，頒布《大明律》，之後更是制定了壹系列更為嚴酷的刑律。據史記載，明代僅酷刑就有數十種之多，諸如族誅、淩遲、挑筋以及宮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還發明了不少令人發指的極刑。可見，朱元璋對官吏腐敗的深惡痛決。當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過殺壹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以重典為手段，其目的還是教育各級官吏和百姓民眾，使全國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終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維護政權。
反腐的另外壹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對官吏的嚴密監察了。
最早的監察專員應該是刺史了。西漢武帝時，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州，漢武帝為每州親自指派壹名刺史，並給於他們相當大的權力，以對所轄地區的地方官員進行考察監督。武則天、朱元璋都曾鼓勵民眾赴京告奸，鼓勵打小報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承認民眾擁有監督制約官官府的權力，本身就是壹種進步。還有唐代的魏征犯顏直諫，明代中後期的東西廠特務機構，這些都是各個朝代對官吏監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監察制度建設上，做得成績突出的還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設置了與六部品秩相齊的都察院，這可是壹個集組織、紀檢、公安、司法於壹身的特設機構，在地方，建立了禦史巡按制度。 “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正是在這種制度和機制下，監察官吏成為明朝政壇上壹支活躍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湧現出不少優秀的監察官員。如洪武時期禦史韓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時期給事中吳時來，禦史王宗茂、鄒應龍劾內閣首輔嚴嵩、嚴世藩父子；天啟時期左副都禦史楊漣劾“九千歲”大太監魏忠賢，都是明代監察官彈擊奸惡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來說說“倡廉”。儒家歷來推崇廉政，所謂“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晉書》曰：“王道治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所以，中國古代的吏治中，特別強調“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豐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衰與最高統治者有著直接的關系。唐末的羅隱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標準。第壹，仁德的標準。羅隱認為，君主之所以高貴，不僅在於君主的地位和權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僅是政治權力的代表，而且應該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與儉的標準。他認為，只有節儉的君主才能節制私欲，實行德政。第三，敬與慢的標準。“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理國則人殆'。第四，用賢的標準。君主的個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須依賴賢臣的輔佐才能致治。從根本上講，在這種封建君主專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質就成了整個國家廉政建設的保證。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因此對官吏的廉政教育尤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選任上，各個朝代都很重視考核內容和選士的標準。從察舉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舉賢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強調官吏的廉政素質的培養。以科舉制為基礎的文官選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選任的壹大創舉。在這種考核的過程中，封建統治者始終都在給官吏灌輸著為官廉潔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獨自律；又如廉潔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歷史上不乏清正廉潔的官吏。嶽飛“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清代廉吏於成龍，三國淡泊寧靜的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是由其專制主義的制度本身決定的。“人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我們應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黨新時期嚴懲腐敗行為，倡導廉政文化提供借鑒，內外兼治，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加強民主監督，最終在全社會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