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廣昌人。據載,他“少負奇氣,喜論兵,慷慨自任。獨閉門戶精思,得其要妙,著為《兵經》、《戰書》,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傳》)他還深明西方算學,著有《璇璣遺述》(壹名《寫天新語》)等。曾起兵抗清,失敗後隱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經百篇》又名《兵鏡百篇》、《兵法百言》、《兵經百字》、《兵略》、《揭子兵書》、《兵法圓機》等。清道光六年(1826)成書的《皇朝經世文編·兵政門》錄有此書(以下簡稱文編本)。全書分智篇、法篇、術篇上、中、下三卷,由壹百字為題組成壹百篇。但文編本所收內容不全,《智篇》刪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較”字,《術篇》之“蹙、嘍、半、靜”等字均佚。清光緒年間江都吳明經酉書從沈陽書肆中購得壹書,題名為《揭子兵書》,其卷次和百字分目與文編本均相同,而且文編本所刪壹字和所佚六字具存,為本書的完璧本。其與文編本所不同的是,下篇“術”字為“衍”字。孰對孰誤？壹種意見認為“衍”對,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範圍,故以“衍”名篇,取諸推闡無盡之義,文編本系由“衍”“衡”(術的繁體字)形似而致誤;另壹種意見則認為“術”對,其理由是“術”字在《說文》裏訓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為用,以道為體,下篇28字始於“天”而終於“藏”,“天”為道之本原,而“藏”為道之歸宿,以“術”名篇是正確的。
《兵經百篇》將軍事上各方面的問題概括歸納為壹百個字,每字之下有壹段論述,又大體按權謀、形勢、陰陽的分類標準,按內容屬性分為智、法、術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講計謀方略,***收28字,即:先、機、勢、識、測、爭、讀、言、造、巧、謀、計、生、變、累、轉、活、疑、誤、左、拙、預、疊、周、謹、知、間、秘。法篇主要講練兵用兵之法,***收44字,即:興、任、將、輯、材、能、鋒、結、馭、練、勵、勒、恤、較、銳、糧、行、移、住、趨、地、利、陣、肅、野、張、斂、順、發、拒、撼、戰、搏、分、更、延、速、牽、勾、委、鎮、勝、全、隱。術篇主要講天文、術數、偵察通信等用兵的輔助條件,***收二十八字,即:天、數、辟(壹作閉)、妄、女、文、借、傳、對、蹙、眼(壹作目)、嘍、捱(壹作持)、混、回、半、壹、影、空、無、陰、靜、閑、忘、威、繇、自、如(壹作藏)。
《兵經百篇》是壹部理論性較強的兵書。它繼承了古代優秀軍事思想,並結合自己的研讀心得和清代的軍事實踐,用當時較為通俗的語言進行了闡發,對壹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戰爭觀方面,對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進行了具體發揮,認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為暴”。所以,主張“於無爭止爭,以不戰弭戰,當未然而寢消之”,“無功之功乃為至功”。即使戰爭真得打起來,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計以全城;致妄殺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驚,郊市若故”。在治軍方面,提出以將制將、不要聽信讒言,“毋聽讒,讒非忌即間也。故大將在外,有不俟奏請,贈賞誅討,相機以為進止。將制其將,不以上制將”。重視軍隊內外、上下之間的團結,認為團結是治國行軍的重要思想基礎,指出:“輯睦者,治安之大較。睦於國,兵鮮作;睦於境,燧無警。不得已而治軍,則尤貴睦。君臣睦而後任專;將相睦而後功就;將士睦而後功賞相推,危難相援。是輯睦者,治國行軍不易之善道也。”提倡廣開言路,傾聽各類人員的意見,“獻謀獻策,則罔擇人,偶然之見,壹得壹長,雖壹卒徒,必亟上推,言有進而無退,雖不善而不誅,則英雄悉致”。他還提出了“勝天下者用天下”的觀點,認為不管是本國,還是與國、鄰國、敵國,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視關心愛護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謂與士卒同生死***患難之外,對愛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於敵,不使陷於法”。特別強調糧餉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烏可緩也”。並根據新的戰爭經驗對孫子的“因糧於敵”和檀道濟的“籌糧沙”之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種辦法只能救壹時,不能完全依靠,“因糧於敵,與無而示有,虛而示盈,運斷圍久,索百物為飼者,間可救壹時,非可常恃”。對糧餉必須做到取之不盡,運輸暢通,嚴密守護,節約使用,“故必謀之不竭,運之常繼,護之維周,用之恒節”。
《兵經百篇》在軍事哲學方面具有明顯的進步傾向。首先,它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解釋古代的天文術數,認為“星浮四遊,原無實應。”風雨雲霧是壹種自然現象。這些自然現象的產生與社會活動沒有必然聯系,但人們可以利用這些現象為社會活動服務。所以,它反對觀天意,而主張觀天象而用兵,並總結了惡劣氣候往往是進攻壹方喜歡利用的時機,提出:“疾風颯颯,謹防風角。眾星皆動,當有雨濕。雲霧四合,恐有伏襲。疾風大雨,隆雷交作,急備強弩,謹防敵突。善因者無機而不乘,善防者無變而不應。天未嘗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勝耳。”它對術數完全持否定態度。所謂術數是指以種種方術,通過觀察自然界的現象來推測人、軍隊和國家的氣數和命運。它認為戰爭勝負與術數無關,是人決定“氣數”,而非“氣數”決定人。指出:“兵貴用謀,何可言數。而數亦本無,風揚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堅潮停,亦是氣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機或符,皆以人造數,而非有數造人,數系人為,天著何處。”所以,它極力反對以占蔔的所謂憑據、禁忌來決定軍事行動,“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則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憑,憑則軍氣不激”。主張以人事和時務來制定戰爭決策,“以人事準進退,以時務決軍機,人定有不勝天？誌壹有動氣哉”。但是,它又主張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夢占、謠讖等都可以用來鼓舞軍心,沮喪敵人士氣。其次,它明確提出了軍事事物具有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指出:“義必有兩,每相對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在這壹思想指導下,它對軍事上的許多問題都能從正反兩方面來論述,如在講到以計破敵時,強調我用計,敵亦用計,我變敵亦變,只有考慮到這壹點,才能高敵壹籌,戰而勝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設壹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設壹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應增壹破彼之破。遞法以生,踵事而起。”第三,認識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變化,主張以變制變,活用兵法。認為“動而能靜,靜而能動,乃得兵法之善”。陰陽、主客、強弱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於隨機應變,因敵之巧拙,因已藝之長短,因將之智愚,因地之險易而靈活用兵。
《兵經百篇》思想內容比較豐富,而且不雜抄硬拼,語言也較簡練,是清代的壹部重要兵書,具有壹定軍事學術價值,在清代後期有較大影響。
《兵經百篇》初以抄本傳世,後被賀長齡、魏源收入《皇朝經世文編》,李鴻章收入《兵法七種》刊行。光緒年間浙江學堂教員侯榮逐字釋義,並引戰例相參證,於光緒三十四年由齊國璜整理出版。民國年間又有多種鉛印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