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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文化·絲綢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與河西四郡

甘肅文化·絲綢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與河西四郡

(1) 絲綢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肅境內絲綢之路交通網的匯集地,條條道路盡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經地區,但最終大多向壹個方向靠攏,進入河西地區,成為壹條主要通道,這與它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有關。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到敦煌,東西長約壹千二百公裏,南北寬壹百至二百公裏,像壹條狹長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連山(又稱河西南山),終年白雪皚皚,不易翻越,而祁連山以南地區,亦是崇山峻嶺,道路艱難。走廊的北面則是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又稱河西北山),這些山的外面就是騰格裏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無人煙的區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發達的情況下,全靠人走馬行翻山越嶺,穿過沙漠,都是極其艱險的。而中間則地勢平坦,祁連山融化的雪水灌溉著土地,形成了壹個水草豐美、可農可牧的區域。由於河西獨特的自然條件、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來東來西往的行人商隊,大多都通過這條走廊,河西走廊成為壹個天然的平坦通道。

(2) 絲綢之路重鎮——河西四郡

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之前,河西走廊屬匈奴領地,匈奴休屠王、渾邪王等所屬部落在這裏遊牧。前121年,渾邪王歸降漢朝,漢朝 *** 先後在河西設置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四郡,通稱河西四郡。從此河西走廊成為中原地區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匯集地,中外貿易的中轉站與貿易中心之壹。

①河西都會涼州。武威地處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絲綢之路進入河西走廊的門戶。漢武帝時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築的,匈奴稱為蓋臧城,漢代人訛稱為姑臧。東漢時將武威郡治從漢時的今民勤縣東北遷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稱武威。曹魏時期,涼州刺史移駐這裏,武威又稱涼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勢重要,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東西交往,中外貿易的重鎮。西漢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後漢書·孔奮傳》)。武威“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漢書·地理誌》)。晉永嘉之亂後,涼州無大動亂,生產比較穩定,人民爭逃涼州,成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則天時,郭元振令部下屯田,涼州“積軍糧十余年,牛羊披野”(《張掖縣誌·仕宦》)。武威蠶桑業發達,盛產白綾,既是貢品,又是外銷產品,運銷西域諸國。由於武威等地的生產、貿易有很大發展,“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壹般為壹日三集,此地壹日四集),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後漢書·孔奮傳》)。貿易繁榮,武威成為絲綢之路上的壹個大的貿易集散點。當時武威有許多外國商人異常活躍,遠在鹹海之濱的粟特國(隋唐時的康國)商人也不遠萬裏來到武威進行商貿活動。“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居於大澤(鹹海)……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魏書》卷壹○二)。由於西域商人雲集到武威,他們攜帶來大量的錢幣,以致在南北朝時,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銀貨幣。唐代,武威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交往的中心城市之壹。由於軍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別是當時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北通突厥,南達吐谷渾、吐蕃等地,壹些胡商長住這裏從事轉手貿易,武威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玄奘經過武威時,親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稱贊“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壹)。開元、天寶年間,由於絲路暢通,武威貿易興盛,唐代壹些詩人也在他們的詩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況。元稹在其《西涼伎》中寫到:“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天寶初,岑參曾在河西節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職,他在《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壹詩中,描述武威“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眾多。當時人口已超過十萬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涼州。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壹首《西涼伎》的詩歌,詩中曰:“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胡人的舞獅也稱為“西涼伎”,李端《胡騰兒》詩中也謂:“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從南北朝時期出現的西涼樂,到隋唐時期的“西涼伎”、“涼州兒”,都是中原與西域地區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西涼”、“涼州”在當時已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張國臂掖”的河西重鎮張掖。張掖是絲綢之路重鎮,位於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長城壹線,是走廊中部抗擊匈奴的主要軍事支撐點。張掖之名意為“斷匈奴之臂,張中國之掖”。漢武帝設張掖郡,以 ?得城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張掖,位於今張掖城西北。十六國時,沮渠蒙遜建立的北涼(401—439)就以張掖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時,這裏又設甘州州治,所以又稱甘州。唐末五代時,回鶻族在這裏建立政權,被稱為甘州回鶻。西夏時,甘州稱為鎮夷郡。元代在張掖設置甘肅路總管府、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明代壹度曾是陜西行都司(轄河西各地)的治所。

張掖是古代河西絲綢之路交通線上的重要十字路口,東西有直通長安、中亞、西亞的絲綢大道;南北有從西寧、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絲綢之路,這兩條通道都以張掖為樞紐,在中西交往中起過重大作用。張掖又是我國早期民族交會的中心,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都曾在這裏繁衍生息。中亞昭武九姓國人,都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張掖縣西北的昭武(在今臨澤縣鴨暖、板橋鄉壹帶),反映了張掖地區與中亞所固有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在隋朝時,張掖成為國際貿易市場,“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新唐書·裴矩傳》)。大業五年(609)6月,隋煬帝親到張掖,會見西域二十七國使臣、商人,中外貿易達到 *** 。甘州回鶻建立政權後,張掖又成為西域回鶻商人進入中原的落腳點,甘州回鶻以張掖為基地,與中原王朝進行貿易,維護了絲路暢通。

張掖水源豐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種水源灌溉萬頃良田,是河西的主要農業區,也是重要牧區,自古有“金張掖”之美稱。張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則天時期,甘州刺史李漢通就在張掖屯田栽種水稻,黑河之畔的烏江大米,更是聞名遐邇,古今稱道。因為盛產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長用米釀酒,有壹種大米釀成的缸子酒,摻入黃酒、雞湯,再截張掖澤邊叢生的蘆葦桿為筒,客人據管而吸,這種古老的酒和喝灑法被杜甫譽為“蘆酒”(陳良《絲路史話》)。張掖水稻成為詩人歌頌的題材,明代郭紳《觀刈稻詩》贊美道:“甘州城北水雲鄉,每至秋深壹望黃。穗老連疇多秀色,實繁隔隴有余香。”據文獻記載,古張掖城四周平疇綿延,阡陌交錯,泉流映帶,沼澤灣回,蘆葦叢生,水草交橫,池塘種植蓮藕和養魚。元代張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詞》中描繪了張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頭水滿藕花香,夜深何處有鳴榔? 郎來打魚三更裏,淩亂波光與月光。”張掖既是“張國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魚米之鄉。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於河西走廊的西部,是絲綢之路上的另壹重鎮。前121年,漢武帝設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祿。《河西舊事》曰:“福祿城,謝艾所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國時,西涼遷都到這裏,北魏時屬敦煌管轄。隋初,將酒泉改為肅州,州治在福祿縣,福祿又稱肅州。隋末,福祿縣又改為酒泉縣。五代北宋時,是甘州回鶻的中心地區,西夏時為番和郡。酒泉是“諸夷入貢出師往來之道”,“戎羌通驛之途”,是保障絲綢之路安全的軍事前哨之地,漢代對匈奴的幾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據說當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來到這裏,漢武帝賜酒為他慶功,因人多酒少,遂將酒註入泉內與將士***飲。現在酒泉城東泉湖公園內有壹亭,亭側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晉代謝艾所築福祿城現存壹東城門樓,即現在的酒泉鼓樓。鼓樓四面題刻著“東迎華嶽”、“西達伊吾”、“南望祁連”、“北通沙漠”,說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絲綢之路再度復興繁榮的時期,酒泉在明代絲綢之路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賈薈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壹帶)曾派使者和商賈多人經酒泉來到北京,當時許多西域商人、使臣都從肅州啟程向東。自元朝以來還有許多撒馬爾罕、喀什噶爾人在這裏經商,娶妻生子,儼然土著。《明史·西域傳》說:“元時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軍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諸國的重鎮。

④華戎所交壹都會——敦煌。敦煌是漢唐時期軍事重鎮和國際要邑,地處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鳴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黨河下遊所沖積的壹塊平原。

中國古籍早就對敦煌有過記載,《尚書·禹貢》載,“黑水西河惟雍州”,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三二二解釋古雍州條時將敦煌置於古雍州境內。我國許多遠古神話傳說中也都不約而同地涉及到敦煌這個地區,如《淮南子·主術訓》說:“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尚書·舜典》載:“流***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縣(敦煌縣)南三十裏,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書》‘竄三苗於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縣圖誌》卷四十)從這些記載來看,遠古時代,敦煌就與中原地區有聯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屬古瓜州範圍,《禹貢·山水澤地篇》註曰:“杜林雲,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從戰國到秦漢,活動在敦煌地區的主要是月氏、塞種、烏孫等民族,而月氏最為強大,到秦漢之際,活動在這壹地區的主要是月氏和烏孫。西漢初,匈奴強大,趕走烏孫、月氏,占據了河西。漢武帝即位後,抗擊匈奴,河西走廊歸入漢朝版圖。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漢書·武帝紀》)。

敦煌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圖記》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發自敦煌”,因此他說:“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書·裴矩傳》)唐代李吉甫解釋“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縣圖誌》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漢邊防上具有重大意義,是極其重要的“咽喉”地區。

敦煌是東西方文明的薈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傳入的影響,成為我國早期佛教的中心之壹。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滿佛教寺院,唐代達到極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達九百余人(《敦煌資料》第壹輯)。虔誠的信徒們不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繪壁畫,形成燦爛的敦煌佛教藝術。佛學高僧遠在這裏從事佛經的翻譯,使敦煌成為我國早期佛典的翻譯要地,留下了豐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獻。敦煌歷史地理、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這壹切構成了壹門國際顯學——敦煌學。敦煌是歷史上華戎交會壹都城,也是今天聞名遐邇的敦煌學的誕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