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祥雄
任何事物都有產生的階段，產生的過程不壹定清晰，相反可能模糊。這需要探索事物的來源，從零開始，理清事物發展的脈絡，並試圖預測其未來的發展，哲學也不例外。在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古希臘是不可或缺的壹環，古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西方哲學起源於古希臘，經歷了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哲學、近代哲學、現代哲學等階段。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西方哲學所關註的哲學問題是不斷變化的，出現了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兩次轉向。現代西方哲學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認識論上，而現代西方哲學已經開始向人本主義轉變(當代哲學的特征並不明顯，以現代命名的廣義文化更多分布在文學批評、人類學和壹些邊緣問題上，但仍處於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階段。古希臘之後的西方哲學發展雖不可同日而語，但仍繼承了古希臘的哲學精神，表現為對各種現象之後原因的關註和對確定性的追求。中國哲學的產生，不像西方哲學那樣，找不到明確的起點，也沒有出現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試圖完全脫離傳統或者創造新的傳統。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哲學始於《易經》，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概念，如陰陽和五行。此後，中國哲學和科學的發展和理論基礎往往來自這些傳統觀念。縱觀中國哲學，各種學說的繼承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各個學派討論的問題不同，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倫理上，即都表現出對人的關心和規範。
哲學的產生需要壹定的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比如古希臘哲學，這是西方哲學的初始階段，中國哲學也不例外。但由於古希臘典籍的缺乏和資料的不完整，流傳下來的往往是壹些傳記作者或哲學家的零碎記載，這極大地限制了對古希臘哲學家思想的全面了解和中西哲學的比較。以下主要是對古希臘哲學和中國哲學產生之初的條件進行比較，試圖從源頭上揭示中西哲學的差異，從而更好地理解兩種哲學的走向和發展，最終實現相互交流和融合:
壹、自然條件:古希臘多山，不具備農耕條件。它不像大多數古文明那樣有肥沃的土地，但它適合種植果樹，尤其是葡萄和橄欖。它生產的大部分葡萄酒和橄欖油用於出口。所以，從根本上說，古希臘還是農業經濟，而不是某些學者認為的商品經濟。在像中國這樣陸路交通不暢，農耕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古希臘的經濟發展必須利用其良好的海岸線，大力發展海上貿易，然後才能通過海洋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流，交換需要的商品。因此，古希臘在海上貿易過程中形成了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在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交流過程中，我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明(如亞洲文明和埃及文明)，學習他們的成就和文化精髓，並對其進行批判、改造和綜合，從而形成了具有古希臘特色的哲學-科學文化。在自然因素方面，中國的地理環境與古希臘有很大不同，因為中國的自然條件與古希臘不同。首先，中國地大物博，陸路交通便利，農業比較發達。經濟交流主要是通過內陸國家(甚至集中在幾個諸侯國)之間交換所需要的商品，但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很困難的(因為雖然中國也有很長的海岸線，但太平洋是在當時的通航條件下)其次，在古代，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同壹地區的文化往往是相似的。比如中國周邊國家的文化要麽沒有根本的差異(比如印度文明)，要麽就是中國文化的“文化衛星國”。雖然它們在具體表現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面對自己的“內在文化”。這樣的外部條件把中國文化的視野限制在了壹個相似的傳統環境中，成為了壹種內向的文化。再次，中國的文化是當時的先進文化，先進文化往往很難接受和認同文化滯後，而文化滯後卻能很好地接受和認同先進文化(如古希臘、日本)。所以在這麽多自然條件的影響下，古代中國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接觸比較少，然後從其他文明引進不太先進的文化，形成了獨特的、穩定的、完善的文化結構。這些自然條件使得中國哲學的特點是封閉的自我發展和穩定。
二、社會條件:古希臘由於自然因素的阻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很難形成統壹的中央集權國家，各城邦自然隔絕，有利於各城邦獨立自由發展。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根據城邦的實際情況出現了多種政體，產生了多種政體形式，包括暴政、寡頭、貴族、* *和諧、民主和君主制。這種情況“確實得益於在壹定的生產力水平和希臘政治組織能力下，這壹地區相對碎片化的地理環境”(1)。在多元的環境中，可以促進相互比較和思考，人的思想也是多元化的，激發了人的批判精神和創造能力，也有利於在相互比較中形成新的更正確的認識。另壹方面，古希臘著名的民主是在壹些松散的城邦中形成的，這些城邦壹般為哲學的產生提供了社會條件，因為在民主制度下，可以允許自由思想和相互辯論合法存在，這就允許甚至保護了公民的自由思想權利，有利於壹些背離傳統或者在當下很時髦的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甚至已經成為壹種社會時尚——壹些有權勢的人經常邀請壹些“名人”聚在壹起討論，極大地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有些人試圖開辟其他道路或批判傳統——而不是簡單地繼承它，提出自己的觀點。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中，超越傳統(主要是巫術和神話)成為可能，從而形成了古希臘哲學的新傳統:超越傳統。所以古希臘哲學具有科學精神和不斷超越的特點，所以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為古希臘哲學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社會環境。在中國，中央集權國家的早期形成雖然有利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直接繼承自巫術和儀式的傳統的尊天祭祖思想，產生了以家庭為中心，註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達到身心和諧的價值取向，在統壹的國家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華文化，並通過國家權力大力弘揚，使思想傳統形成的更早，更壹致。另壹方面，更為嚴格的意識形態束縛將思想自由限制在壹個狹小的範圍內(雖然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哲學有過繁榮時期，但已經是在傳統陳規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討論、研究和辯論的空間很小。大多數思想家把傳統思想作為政治行為、禮儀和道德規範的主要來源，這使中國哲學整體上進壹步向倫理(政治)方向發展。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觀點雖然不同，但都無法超越傳統，都是在傳統的限度內進行的。他們的理論也試圖從古代傳說和古籍中尋求證明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這也說明了中國哲學並沒有對傳統采取正面的批判，而是繼承和闡釋，並且這種態度被強化成為中國哲學的主流:繼承傳統。
三、經濟條件: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壹部分人可以直接擺脫物質生產，從事腦力勞動。亞裏士多德認為，哲學來源於“生活的必需品和各種使人快樂和舒適的東西”(2)因此，在古希臘，政治和哲學的討論在社會經濟發展之後獲得了物質前提，但大多數人主要思考的是政治問題，而有些人轉移了註意力，把註意力轉向政治制度和政治規範，以及人和社會，轉向自然和現象背後的原因。用理性代替經驗去探索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他們驚嘆於各種自然現象的奇妙。“首先，他們驚嘆於各種令人困惑的現象，並逐漸積累了壹點壹滴的解釋。解釋壹些重要問題，如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運動以及宇宙的創造”(3)。並試圖尋求各種自然現象背後的非神性的、不變的原因，試圖用理論證明其合理性，註重概念的清晰性和邏輯的嚴密性，進而產生古希臘特有的哲學-科學思維模式。但是，在古代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比古希臘更加繁榮。有了物質滿足前提的中國為什麽沒有像古希臘那樣“驚嘆”大自然？原因如下:壹方面，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經驗的作用。在中國的各種理論中，無論是科技還是倫理都需要實踐，就連哲學也不例外。所以，中國古代科學壹直是實用技術和各種發明豐富，但缺乏科學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