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
秦漢時期,齊魯文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秦、漢初、西漢中後期、東漢四個階段。這壹時期齊魯文化的發展有三條基本線索:壹是齊魯文化從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演變;二是齊魯文化內部齊魯文化子系統的沖突與整合;第三,齊魯文化的對外拓展和與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
首先,秦是壹個在政治大壹統的背景下,齊魯文化試圖參與新的思想文化建設的時代。這壹企圖被“焚書坑儒”事件擊碎。
戰國中後期,當時的文化中心在齊國姬之下。夏姬學派憑借其學術優勢,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導致了齊魯文化的傳播和擴散。在戚跡的學派中,黃老學派是主流學派,黃老學派成為當時的顯學。到戰國末期,黃老之學傳到了秦國,其學術成果是《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以德為本位,以無為為紀,以忠為風,以公平為本位[1],在學術上顯然與門下的黃老之學壹脈相承。呂的《春秋》是主編的。元代詩人陳皓在《禮記》中說:“呂不韋在秦十余年,此時有得天下之勢。故壹大群儒必先得而失王者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則為壹代之舉王之禮。”可見,魯《春秋》是當時統治者的政治學術教科書,它的完成顯示了齊魯文化的擴張,進入了秦國的政治文化領域。但很快,隨著在政治鬥爭中的失勢,呂的《春秋》及其黃老學說被秦統治者所否定。黃老理論的衰落不是偶然的。從其主要政治主張來看,《呂氏春秋》說“先王治天下,公治天下平”[2],主張君主無為,限制君主專制,認為“君亦弱,平而無知者,能使眾民有智”[3]。他還主張重視孝道,提倡仁義,尊重社會的宗法背景。在文化政策上,整合諸子百家,兼收並蓄,本身就是壹部整合諸子百家,“合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的書[4]。這些觀念與秦文化中強調君主專制、輕視倫理、重視功利、輕視宗法、重視法律而輕視文學的傳統大相徑庭。因此,對黃老學說的排斥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鬥爭。從當時秦統治集團內部兩派的對比來看,以秦始皇為首的兵役制集團根深蒂固,法家思想的長期灌輸和兵役制的推行培養了強大的兵役制地主集團,構成了秦國的政治基礎。以呂不韋為首的客卿集團主要由投靠秦國的關東士人組成。他們的文化背景使他們更認同呂春秋的主張,但與秦國軍事集團的好惡格格不入。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派系鬥爭相當激烈,這壹點從呂不韋罷課的同壹年,秦朝下了“逐客令”就可以看出來。呂不韋的罷市和“逐客令”的頒布,表明軍事集團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黃老學說被放逐到秦國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這也預示著齊魯文化首次進軍秦代政治和學術領域的失敗。
秦統壹後,借助政治統壹的歷史條件,齊魯文化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擴張,尤其是向秦占主導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進軍。壹是通過博士制度的建立,使儒家主導的兵家進入中央,主要通過“備用顧問”的討論來宣傳傳統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張。同時,秦始皇也信奉陰陽五行學說。“推五德終始,以為周德是火德,秦代周德無敵。現在的水德之始,新年之始,道賀都是從十月開始的。衣冠旗幡皆黑,數六,符法冠皆六寸,足六尺,步六尺,馬六匹。將河流改名為“德水”,作為水德的開端。雷厲風行,凡事以法定,仁義相切,再合五德之數。”[5]此外,方作為齊魯文化的組成部分,也被秦始皇熱衷,希望獲得長生不老藥。但由於來自東方的齊魯文化與以西方為基礎的秦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的巨大差異,[6]因而遭到排斥。這主要表現在“焚書坑儒”事件上。與先秦儒家的遭遇不同,陰陽五行學說和方仙道幾乎沒有受到排斥和沖擊。究其原因,該隱的陰陽五行學說屬於齊文化體系,具有與時俱進、政治依附性強的特點。陰陽五行學說與其說是壹個理論體系,不如說是壹個理論模型,其特點是具有獨特的框架結構。它的框架具有非凡的包容性和適用性,其高度抽象的性質和陰陽、木、火、土、金、水等理論符號可以與許多理論兼容和匹配,其與先秦法家、漢代黃老學說和儒家思想的兼容和互通就是例證。在秦始皇看來,水德之辯成為他“凡事依法,無仁義之切”暴政的理論基礎。方仙道也被秦始皇所信。他對“三仙山”和長生不老藥的推崇,幾乎讓秦始皇失去理智,壹代英雄被幾個方士扮演,顯示出他幼稚可笑的壹面。與秦始皇荒謬的動機相反,徐福對長生不老的追求無意中引發了壹場遠征,結果是齊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和輸出。縱觀秦代的齊魯文化,齊文化與魯文化的融合並沒有最終完成。秦統治者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魯文化采取了嚴格的排斥態度。相反,他們對齊文化體系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和方仙道表現出接受的態度。從道德習俗和文化層面來看,齊魯文化中的“孝”觀念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並逐漸成為當時盛行的社會規範。比如齊人毛姣姣說秦王迎太後進鹹陽,瑯琊石刻說“規異風俗”“保六親”,就是明顯的例子。
其次,漢初齊魯文化走出地域文化的版圖,發展到全國,其內部齊文化與魯文化進壹步碰撞融合。黃老的理論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
漢初特殊的歷史環境為齊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漢興,經濟蕭條,社會動蕩,壹切都是廢墟。如何鞏固統治,成為“衣裝為主體”的統治集團的首要問題。齊魯文化的代表不甘寂寞,積極參與帝國建設的政治設計。壹、陸賈主張“詩書”,其書《新語》主張用儒用道。之後,孫同叔叔提倡“求愛”,讓劉邦知道了“皇帝貴”,統治者對儒家思想印象深刻。此後,與齊交好,遍訪天下社會賢達,尋求治國之道。精通黃老之學的蓋公說“治之道在於靜,民自定”,成為治理齊國的政治關鍵。曹參在位九年,實行黃老的“無為而治”理論,禁律,息民,齊國為國所治。漢惠帝第二年(公元前193年),漢丞相蕭何去世,曹參繼任漢丞相,向全國推行“無為政治”,黃老之說成為當時的主導思想。《史記·外戚世家》說:“竇太後愛黃帝、愛老子,帝、太子、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以敬其技。”西漢初年黃老學說的發展,首先歸功於歷史的需要。“無為”思想是處理當時現實政治的良方,在實踐中取得了奇效。其次,應該得益於黃老理論本身的獨特性。司馬談《論六要》對黃老學說的評價是:“其術以虛無為基礎,用合。”“因為陰陽大和,所以要采儒墨之善,把握規律之重,與時俱進,順應事物之變,立俗做事,無所不為。不宜參照合同和易操作,事半功倍。”其發展的內在原因是黃老理論的包容性和“與時俱進,因物而變”的適應性
這壹時期齊魯文化的發展還表現在齊文化與魯文化的加速交流與碰撞,促進了齊魯文化的內部融合。作為魯文化代表的儒學在這壹時期積極地豐富和改造自己,其表現之壹就是對黃老思想的吸收。如陸賈的《新語》以“行仁義,法聖人為先”為主題,認為“仁者之紀,正者之紀,正者之學,乃漢初儒學之大成”。但有專章論述“無為”,認為“夫道大於無為”,主張“君子之治,無為而治,官無官,亭無民”,將儒家的仁義思想與黃老學派的“無為”思想相結合。漢初號稱純儒家的賈誼,也信奉黃老“無為而治”的自然觀。他的政治理論主張“夫子之南,正而明,南而空而靜”,“衡空無私,和而平”,[8]這體現了黃老理論的特點。《韓詩傳》中也有壹些“無為而治”的思想傾向。相應的,《淮南子》從黃老學的立場上吸收了儒墨思想。與齊魯文化內部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融合同步,這兩種文化之間的碰撞也時有發生,但這種碰撞是文化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或者說是文化融合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吳關於革命性質的爭論。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堅生者皆齊人,為治詩孝之大夫,與爭朝見。說:“唐、吳未得令,皆被殺。”袁谷生道:‘不然。夫若叛而虐,則天下之心歸唐、吳,叛而驕、傲之人,則由唐、吳以天下之心懲治之。為什麽他們不去找唐和吳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去,而不是被命令去?“黃生說:‘冠雖笨拙,必加於頭;雖然鞋子是新的,但肯定是關於腳的。是誰呀?上下是有區別的。今天,桀和周雖然迷了路,卻還在寶座上;唐、吳雖聖,亦臣也。如果我的丈夫錯了,我就沒理由尊敬天子。相反,我會懲罰他的罪過,並代表他實踐南方。為什麽不殺了他?“袁家生說,‘妳說的壹定是,就是高宗取代秦為天子,不是作惡?所以景帝說:‘吃肉不吃馬肝,不是因為不知道味道;壹個學者無言以對,被武力命令,並不愚蠢。”“上述兩人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儒家與黃老學派的政治觀點沖突。黃生從黃老的“天人合壹”理論出發,通過“冠雖窮,必加於頭,而鞋雖新,必約於足”的比喻,論證了“上下之分”的合理性,自然得到漢景帝的支持,這也說明黃老的理論在政治上是務實的、老練的。從袁谷生的發言來看,他仍然堅持孟子反暴君思想的傳統,表現出理想主義和政治不成熟的色彩。時代變了,儒家思想也要與時俱進。但這場論爭無疑推動了儒家自我改造的進程。董仲舒以後,儒家理想主義的色彩逐漸淡化,“三綱”學說的形成,通過陽尊陰卑的論證,固定了君臣、父子、夫妻的關系。這種轉變不能不說是黃老的學說給儒學上了生動的壹課。
齊魯文化的發展還表現在社會風俗變遷這壹更廣闊的社會層面。當時,壹些有識之士呼籲倡導儒家倫理的風俗模式,以糾正“秦風俗”的影響。例如,賈誼說,“尚軍離開了禮義,放棄了仁善,決心要進步。在他兩歲的時候,秦關壹天比壹天潰敗。所以秦家富而強則分,家貧而強則多此壹舉。向父親借鋤頭,憂德行;母親拿了簸箕和掃帚,站起來說話。抱子食子,嫁公;婆婆不跟對方說話,就跟對方說話。他的善良是有益的,異於禽獸者死幾耳...然而,他的遺產沒有改變。”針對這種情況,作者進壹步提出了“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轉意,土生土長”的觀點。賈誼特別引用《管子》說“禮、義、誠是四個維度;四維不開,則國亡。[9]主張用“禮義廉恥”來矯正風俗腐敗,體現了黃老學說的影響。
第三,西漢中後期,齊魯文化完成了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轉變,儒學獲得了排他性的尊重。這壹時期,齊魯文化基本完成了齊魯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融合,並加強了對國外其他地域文化的拓展和融合,成為當時新的統壹民族文化的中堅力量。
漢武帝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六經”後,儒學獲得了獨尊的學術地位。當時儒家的代表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董仲舒理論體系的壹個特點是時效性。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因“遠比物廣”而被統治者忽視。然而,儒家思想並沒有放棄適應時代政治需要的努力。荀子開始談論“禮”與“王霸”的結合,並試圖從齊魯文化融合的角度改造儒學。漢初,舒、陸賈、賈誼等人也及時對儒學進行了改造。直到董仲舒成功。董仲舒大談“大壹統”、“君權神授”、“三綱五常”、“九代之仇”、“現代化”,以迎合統治者的政治心理需要,自然成為漢武帝推行其“文治武功”的思想武器。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時代的理論變遷是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董仲舒學說的另壹個特點是雜合性。他在儒家的原始教義和其他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壹個新的儒家體系。他借用陰陽五行學說的框架,構建了前所未有的“天人感應”的宇宙體系,將儒家思想轉化為陰陽五行。還用“陰陽”比喻“刑事道德”,賦予刑法壹定的地位;此外,它主張“強幹部弱支部”和“名分質責”,表現出“霸王雜兵”的特點。《君之道》中也說“為君者,居無為之位,教而無言,默而不言,靜而無形,持而不動”。【10】這個想法顯然來自黃老的理論。而他的“天論”在理論形式上幾乎是墨子“天誌”的翻版。從董仲舒學說的內容構成來看,體現了齊文化與魯文化的綜合融合。作為壹個標誌,“獨尊儒術”表明齊魯文化終於完成了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轉變。
齊魯文化作為強勢文化,在取得統治地位後,在全國範圍內傳播擴散,成為統治者文化整合的手段。與“唯儒尊道”相對應的是,選官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儒家經典成為選士的主要標準。這種“勸官發財”的配套制度,促進了儒家思想從社會上層的傳播,從此官員更多地學習儒家經典。當時有很多齊魯人是通過學習儒家經典來做官的。《漢書·地理誌》說:“自漢代以來,山東、東海已多如香清。”既體現了齊魯地區經學的優勢,又體現了齊魯人仕途的通達性,也有力地促進了齊魯文化的傳播。統治者倡導的移風易俗從社會和民間層面促進了齊魯文化的傳播。漢初統治者無暇顧及社會文化轉型。自漢武獨尊儒術以來,社會文化建設壹直受到重視。比如董仲舒、王績等人都曾強烈呼籲儒家倫理糾正不同的風俗習慣。這是壹個相對持續時間更長、難度更大的任務。其實質是在中央政府強有力的行政幹預和先進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對相對落後的社會文化進行整合並最終同化。這壹過程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壹個典型的例子,如《漢書·官員傳》說:“蜀有蠻風,文翁欲誘之。他選擇了開明有才的縣官張樞等十余人,送他到京城,接受博士學位...舒在京師讀書比齊魯多。”
第四,東漢時期,齊魯文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學術文化層面上,正是齊魯文化內部的齊學與薛璐的相互鬥爭和逐漸融合,最終完成了學術的統壹,其標誌是現代與古代經學的統壹。在民間宗教文化層面,是道教的形成,民族宗教道教的出現是齊魯文化在民間普及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礎上,齊魯文化的主導地位得到了進壹步鞏固。
在東漢時期,學術文化領域始終被古今經學之爭所主導。今文經學之爭源於齊魯文化中的齊學和薛璐的不同學風。齊學和陸學是齊文化和陸文化的學術表現。總的來說,氣學是務實的、量力靈活的,具有創新性、開放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另壹方面,薛璐追求過去的真理,遵守原則,表現出保守、穩定和理性的特點。這兩種不同的學術風格形成了金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不同的經學方法和理論。現代經學主張與時俱進,在研究經學的過程中,註重挖掘其中的“微詞大義”,使之流於形式,最終走向“占蔔”之學。但中國古代經典的學習是提倡“實事求是”的,[11]在學習經典的過程中註重對史實的考證,從理性的立場反對“占蔔”的迷信。縱觀古今文學的發展變化,源於氣學的現代經學以其易變的傾向擊敗了統治者,獲得了統治者的青睞。它在政治上的尊重取決於他們的創新精神。儒家經典的政治攻擊性對政治文化與社會創新轉型的統壹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其對政治的依附性最終導致了學術的退化和庸俗化。但以傳統魯學精神為目標的經學,在政治上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學術地位,在千變萬化的政治鬥爭中保持了學術自尊。到東漢末年,以鄭玄為代表,以其恢弘博大的手段,完成了現代與古代經學的學術統壹。至此,齊魯文化內部的齊學和薛璐的學術界限也趨於消失。儒家曾經是齊魯文化的學術代表,後來通過其政治至上成為“儒家經典”。壹旦“儒家經典”被統壹化、主流化,其地域文化的性質就消失了,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的脊梁。
如果說齊魯學術思想文化主流的標誌是經學的融合,那麽齊魯民間宗教文化主流的標誌就是道教的出現。在齊魯學術文化領域,經學以魯學為主,兼容齊學;而在齊魯民間宗教文化領域,道教以齊文化為主,吸收了魯文化的倫理文化部分。秦漢時期的齊魯文化就是建立在這種奇妙的組合和對稱的搭配上,構成了大體的平衡。道教起源於黃和方,同屬齊文化體系。雖然黃和方在秦漢時期也曾受到壹些最高統治者如秦始皇、漢武帝、漢桓帝的喜愛,這更多的反映了壹些個人愛好,但黃和方在當時統治者的思想體系中從未占有壹席之地,主要流傳於民間。原始道教大概形成於東漢中期,其經典《太平清領術》最早記載於漢代舜帝。《太平清領術》有陰陽五行學說,黃老的養性學說,還有儒家墨家的壹些道德規範和說教,構成了原始道教的理論基礎。道教形成的意義在於,它以民間宗教文化的形式將齊魯文化的價值觀灌輸到人們的意識中,使齊魯文化精神深深地嵌入社會生活的土壤中,使這棵文化之樹根深蒂固,充滿生機。
二
秦漢時期,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齊魯文化的發展形成了壹些鮮明的時代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秦漢大壹統的政治條件下,齊魯文化作為強勢文化,走出了原有的地域範圍,上升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先秦時期,齊魯文化是壹種地域文化。齊魯文化雖然自詡為周文樺的正統傳人,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發達的學術思想著稱,但受到西周、春秋乃至戰國時期政治割據的制約,向外發展的勢頭有限。雖然有小規模的文化輸出和交流,但依然改變不了其地域文化的本質。這種情況隨著秦漢大壹統王朝的出現而好轉。秦漢大壹統的歷史背景,為各地域文化擺脫地域限制,在相互交流和競爭中融化和鑄造中華民族的大壹統文化提供了歷史條件。在參與構建統壹的新文化體系的過程中,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競爭和融合的過程中,壹定的地域文化必然會占據主導地位,通過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因素,產生新的文化,然後這種主導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從整個秦漢時期的文化發展史來看,齊魯文化起到了這種作用,但它從地域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並不是壹蹴而就的,而是有壹個相對曲折的過程。
秦朝在高度專制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其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是秦和三晉文化,這些文化在學術思想上的代表是法家思想。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是法家思想獨占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地域文化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文化專制作用的產物。政治幹預確立並保證了法家思想的絕對權威。總的來說,在地域文化的競爭中,自身的素質當然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這種素質只有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需要,並得到統治者的認可,才能轉化為優勢,結出歷史的果實,否則就難以避免被歷史拋棄。就像古希臘羅馬的發達文化,最後被日耳曼蠻族文化征服和取代,就是壹個例子。但先進文化終究是先進文化,最後它們在文藝復興中獲得了新生。齊魯文化的命運也與之驚人相似。秦統治者打壓儒學和黃老思想,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典型事件是“焚書坑儒”。齊魯文化在與主流文化競爭的過程中遭受了沈重的打擊和封鎖,但先進文化最終能夠展現其優秀品質。
秦的文化專制政策隨著其暴政而被消滅,六國復興運動是對秦政治文化專制政策的回應和報復。歷史的發展需要地方文化相對自由的競爭氛圍。所以漢初出現了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當時學術文化上的禁忌幾乎消失,文化領域是百家爭鳴的格局。黃老的學說以其博大的內涵和鮮明的文化特色在西漢初年的政治思想領域脫穎而出,黃老的“無為”思想成為醫治戰爭創傷的良藥。齊魯文化憑借黃老學說的政治成功而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與此同時,以此為契機,齊魯文化的另壹代表儒學也在進行著自身的充實和改造,以期贏得統治者的思想殿堂。儒學以其深厚的學術內涵,適應宗法社會的時代背景,積極吸收各種地域文化的長處,特別是黃老學說、陰陽五行學說、墨家學說的壹些學術思想,最終使自己成為齊魯文化當之無愧的代表。儒學的自我充實轉型奠定了其在當時學術文化領域無可比擬的優勢。漢武帝時期,統治者有壹次重大的政策調整,而此時的儒學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統治者的政策壹拍即合,因此在政治上獲得了“獨尊”的地位,齊魯文化被提升為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此後,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兩千多年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這也說明齊魯文化從地域文化發展到主流文化是歷史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
其次,齊魯文化內部的學術綜合和文化融合不斷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儒家為代表的學術文化體系和以道家為代表的民間宗教文化體系。
齊魯文化以其發達的學術思想著稱。儒家、兵家、墨家、黃老、陰陽五行都是齊魯學術文化的重要派別,名家、農人的思想也與之密切相關。由於地緣關系和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齊魯學術文化的全面統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秦漢以後,在強大的政治統壹體系的規範和推動下,齊魯學術思想文化全面統壹的步伐加快了。早在秦統壹前夕,黃老學的代表作《呂氏春秋》,因其融會諸子,尤其是吸收了儒墨陰陽的思想,被後人稱為“雜家”。後來,《淮南子》步其後塵,以黃老之學完成了對齊魯諸子思想的綜合。漢初儒學也開始全面統壹齊魯學術思想,如陸賈《新語》對黃老學的吸收和融合,賈誼《新書》和《韓石傳》對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說的融合。這期間,董仲舒工作努力,貢獻最大。他以儒學為基礎,借用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框架,構建了“天人之學”的大體系,所以有人說董仲舒的學說是“陰陽五行之儒”。他采用墨家的"天之"思想塑造"天"的理論形象,並吸收黃老學派的"法治"思想和"南治民本之術"補充其政治理論,最終完成了儒學與齊魯學術思想的全面統壹。這種全面的統壹,通過對儒家思想的排他性尊重,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和維護,成為代代相傳的正統思想。董仲舒的思想之所以能受到統治者的推崇,除了客觀的歷史原因之外,壹個主觀原因是他的學術體系在全面統壹了齊魯學術思想文化之後,表現出無可爭辯的學術權威性和代表性。
道教的產生是秦漢時期齊魯民間文化與宗教文化融合的結果。齊魯傳統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內容也非常豐富,如黃、方、的普遍信仰,以及傳統的巫術。有些內容甚至在壹些學術思想中有所體現,如墨家的“天誌”與“命規”,陰陽五行家的“奇變”與黃老學的“養性”理論。經過秦漢近300年的整合演變,以黃老道的宗教崇拜為主體,以“調和陰陽”、“服天地隨五行”的思想為基礎理論。儒家和墨家的壹些倫理觀念作為其倫理思想的主要部分,並借用墨家的巫術儀式作為齋戒的基本儀式來教導他們,[12]道教是齊魯民間宗教文化的結晶。道教之所以成為我們民族的傳統宗教,根本原因在於它深深植根於秦漢主流文化,即齊魯文化的深厚文化土壤。當齊魯精神文化逐漸成為我們民族的靈魂時,道教自然成為壹種民族宗教信仰。
第三,齊魯文化的概念和內涵在秦漢時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齊魯文化是壹個歷史概念,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先秦時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齊魯文化是壹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後,齊魯文化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齊魯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也相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學術思想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作為民族宗教的道家思想,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體系,成為其主體部分,並逐漸失去了地域文化的特征。他們未來的存在和發展不再直接受齊魯地理條件的影響,而只是與齊魯文化保持著歷史的聯系。但在齊魯故裏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中仍然存在著壹種地域文化,它既是齊魯文化過去的壹種發展形式,又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齊魯文化。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更多的地域特征,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雖然也可以從廣義上稱為“齊魯文化”,但其概念和內涵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特點不再主要表現在體現價值觀的學術思想和宗教信仰上,而更多表現在風俗人情的文化層面,作為歷史文化積澱發揮影響。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低估文化傳統的歷史傳承和超越。齊魯故裏的文化特色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保持,這種文化現象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