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家語》保存了最原始和可靠的材料。《家語》保存了壹大批比較原始的文獻資料,有許多地方明顯地勝於其他相關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價值。《家語》是“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後人偽造所成”（龐樸，話說“五至三無”，《文史哲》，2004年第1期。），並且學術界已有學者考證《家語》是由孔子的孫子子思領編而成，（楊朝明，孔門師徒與原始儒家學派的構成，楊朝明著《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7。）根據今本《家語》所附漢孔安國後序，可知《家語》的材料是由孔子弟子“各自記其所問”而成，所以《家語》保存的材料應是最原始的，這壹點通過傳統文獻的比較也可看出。如在《家語》中的《哀公問政》又見於《禮記·中庸》，將二者對勘，會發現《禮記·中庸》語言更為簡練，似曾進行過修改、潤色，這種改動明顯帶有西漢時期的政治風貌。本篇“為政在於得人”，在《禮記·中庸》中作“為政在人”，前者強調賢者的重要性，後者卻是強調統治者的重要性。本篇“爵其能”，《禮記·中庸》改為“尊其位”；“篤親親”、“敬大臣”、“子百姓”、“來百工”幾句，分別變成“勸親親”、“勸大臣”、“勸百姓”、“勸百工”，都反映了西漢政權高度統壹，封建專制主義正在逐漸加強的特征。至於本篇中的“舉廢邦”在《禮記·中庸》中改為“舉廢國”，顯然是避漢高祖劉邦的名諱。由此可斷定，《禮記·中庸》晚於《孔子家語·哀公問政》顯而易見。又如《賢君》部分可見於《說苑·政理》，在《家語·賢君》中作“孔子見宋君”，而在《說苑·政理》作“孔子見梁君”。清俞樾曰:“仲尼時無梁君,當從《家語》作宋君為是。”（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這也說明《家語》早於《說苑》。尤其是戰國竹簡的出土進壹步印證了《家語》材料的淵源有自。正是因為《家語》材料的原始性，所以其所記載的材料比其他傳世材料更為可靠。例如關於顏回的生卒年壽,可以根據《家語》糾正《史記》傳本之訛（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其次是，《家語》記載的內容比其他研究孔子的資料更為完整。在有關孔子的研究上，《論語》是傳統的第壹手材料，但是《論語》篇幅短小，語言簡略，難以盡展孔子等人思想言行的全貌。有壹說，“論語”的“論”，有“選擇”、“別擇”的意思。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曰：“論，叚借為掄。”《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其材”韋昭註：“論，擇也。”《荀子·王霸》：“君者，論壹相，陳壹法，明壹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成者也。”楊倞註：“論，選擇也。”如果《論語》書名的“論”為選擇之意，則《論語》應該是選自“孔子家”之“語”中的材料，這樣《論語》就是“孔子語錄”，《孔子家語》則相當於“孔子文集”（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容上，《家語》都要高出《論語》很多。僅從規模上講，《論語》僅有壹萬六千多字，而《家語》卻比《論語》多出近四倍。朱熹在談到讀《論語》的方法時，引程子的話說，如果不通讀全書，“終是不浹洽”，說的應該是準確理解、融會貫通的問題。《家語》詳於《論語》，所記全面，又有孔子言行的生動情節，與《論語》相比，顯然更能展現孔子的人品和思想。已有學者通過比較研究,證明《家語》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價值甚至要超出《論語》。（楊朝明:《孔子家語·執轡》篇與孔子的治國思想，楊朝明著《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齊魯書社，2002。）
第三是，利用《家語》有利於解決早期儒學中的壹些學術問題。《家語》保存了某些獨壹無二的文獻資料,是研究孔子、孔子弟子及先秦兩漢文化典籍的重要依據（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這些獨有的文 獻資料，有利於拓展對於孔子及其思想和有關學術問題的研究。例如：《家語》壹書中有《弟子行》和《七十二弟子解》等孔子弟子的材料專篇，所列孔子弟子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人物有不同，經學者考證《家語》中所記弟子在許多方面顯示出更為準確、可靠。（同上）這壹研究有助於反思孔子弟子研究在資料運用及方法上的壹些不足，進而開拓孔子弟子研究的新局面。同樣，利用《家語》中的材料，可以推動因材料短缺而壹直困擾學術界的“孔老關系”和早期“儒道”關系的研究、孔子的“五帝”“三王”觀的研究等許多早期儒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