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就有豐富的組織組織管理心理學思想。例如，春秋末年軍事家孫武在《孫子兵法》壹書中就寫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孫武強調領導與下屬之間意願協調壹致的重要性，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重要的組織管理心理學原則。
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思想充分反映在關於人性的爭論上。荀子認為“今主人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荀子·性惡》)。孟子則認為，“人之善也，如水之下也”。中國古代組織管理心理學思想已經受到組織管理心理學家的廣泛重視，中國的有關古籍也成了壹些國家培養管理人員的必讀書目。
不過，組織管理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還是與現代化大生產密切相聯系的。19世紀末，資本主義得到發展，生產規模日益擴大，對企業的管理也更為復雜，勞動組織和合理安排也提到科學研究的日程。這時出現了科學管理的學院，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泰勒著重研究了工人操作合理化的問題，但他把人看成是經濟人，忽視了人的社會性。
第壹次世界大戰對組織管理心理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參戰各國都力圖利用心理學原則來改進管理，提高生產為戰爭服務。例如，制定人員選拔和訓練的方法，研究最有效的組織形式，調整工人與管理人員的關系等。
戰後，工業生產的發展提出了壹些新的問題，如人在生產中社會性因素的作用等。以社會心理學家梅奧為首的壹批專家進行了霍桑實驗，提出了“社會人”的思想。他們認為，單靠物質刺激不能保證調動工人的積極性。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利的社會條件與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關系。此外，他們還提出了非正式組織在群體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工程心理學的發展，強調研究人-機關系，同時也提出了解決人-人關系，人-組織關系的問題。戰後，許多學者總結了戰時的經驗，考慮到有必要建立壹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綜合科學，認為可以把人與社會，人與生產中的諸因素統壹加以考慮。於是1949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壹次討論會上，便提出了“行為科學”這壹名稱。其後美國福特基金會給予了經濟上的支持；在許多大學中開展了有關行為科學的研究，並出版了行為科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