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俗變遷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近代社會轉型相始終。近代民俗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面。以下從禮儀、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節日、婚喪等八個方面進行概括，大致可以窺見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壹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壹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壹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采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誌”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誌》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裏，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鐘表、玻璃等，壹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壹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誌》，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遊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誌》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壹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誌。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壹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壹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壹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誌，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誌了，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誌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壹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肴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壹段時間裏，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壹步滲入，西方的壹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壹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註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壹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遊雜記·淞南夢影錄·滬遊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壹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誌》下篇卷壹，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壹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壹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壹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壹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裏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壹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亙達數十裏”（註：《奉天通誌》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誌·民社誌》，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誌·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裏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裏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範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壹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誌》卷二，風土誌。）。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壹文，主張采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壹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壹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誌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