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至十六國時代（公元317-420年）的佛門弟子法顯因著有《佛國記》而聞名於世。《四庫全書》獨具慧眼把《佛國記》列入史部?地理類。《辭源》、《辭海》都收錄了《佛國記》條目。《辭源》說它“是我國現存有關海外交通的最早的詳細記錄”；《辭海》也說它是“中國現存史料中有關陸海交通的最早詳細紀錄”，還說它“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重視”①。
的確，《佛國記》並非釋家專著，因為所述廣涉中外陸海交通，因而早已為中外學者所註目。據報載，近年來又有人經過窮研詳考，報捷新獲。筆者鄙陋，學殖荒疏，擬就目力所及，作壹綜合評介，以為學人參考。
壹、法顯其人及其書《佛國記》
法顯（約337-約422年）俗姓龔，東晉—十六國時代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襄垣縣）人，梁?慧皎《高僧傳》有傳。兄弟4人，其中3人早夭，父母擔心他難得養大，於法顯3歲即度為沙彌，後因重病送住寺院。迨父母雙亡，法顯決心出家，20歲受比丘戒。《出三藏記》說其“誌行明敏，儀軌整蕭”。法顯在長安，常“慨律藏殘缺，矢誌尋求”。
十六國時代後秦姚興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亦即東晉隆安三年），法顯偕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從長安出發，前往天竺（今印度）尋求戒律真經。他們於次年夏天才到達甘肅張掖。在這裏，和另壹批西行求法的僧人僧紹、智嚴、寶雲、慧簡、僧景等相遇，於是便結伴同行。途中艱險，莫可名狀，書中多有生動記述。以當時的旅行條件，確如作者所說：“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所以，就有人半途折回，有的病死異鄉，有的雖歷經磨難，達到天竺，卻再也不敢原道歸來，只得久留不還。
只有法顯精誠遂願。他歷經30余國，長達14余年，不但取得了他熱切渴望的多種佛經梵本，歸國後還住建康（今南京）和天竺僧人佛馱跋陀羅壹道在道場寺潛心翻譯出了部分，並且又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第三人稱的口吻，簡要而生動地記述了他所經歷的各國佛跡、民情、風俗和其它教派以及山川、地理情狀，這本書就是《佛國記》。
《佛國記》歷來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重視，早被譯成多種外文行世。日本支那內學院刻印題作《歷遊天竺紀傳》，稱其此舉為“取材異邦，發揚古籍”。日人足立喜六又著《考證法顯傳》，辨析厘定，足資參證。
二、《佛國記》之謎及其前輩諸家的破譯
《佛國記》最惹人註目的是，作者提到他曾因迷航到達壹個“耶婆提”國。“耶婆提”到底在哪裏？法顯的航程到底經由何處？這是壹個“謎”。如今已經1600年了。現將《佛國記》所述歸途遇險，以致誤入“耶婆提”國壹節節錄如下：“初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到師子國。同行紛披，或留或亡。即載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直大風，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壹島邊，不識東西，惟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雲，亦無所準。當夜暗時，但見大浪相搏，恍若火色。商人慌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石錨）處。至天明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直伏日，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壹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無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亦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壹月余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於是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是歲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矣。”據此，清末丁謙著《佛國記地理考證》，認定“耶婆提”即婆羅島。他說：“核其方位裏程，即婆羅島無疑。婆羅，《隋書》作“婆利”，與“婆提”音諧，上多壹“耶”字音者，殆梵音譯土語故耳。”按：“婆羅島”即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唐總章二年（669年），曾遣使至中國。
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對於丁謙推斷，明確“按曰”：“耶婆開化較遲，對音亦異，丁（謙）說自不足信。”這是因為《佛國記》明言：“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無足信。”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的結論曰：
“質言之，記文簡單，無可比勘，而耶婆之名，昔人復為混用，究為今爪哇抑蘇門答刺，壹時尚難論矣”②。
著名學者梁啟超倒是抱著壹種極為實在的態度。他在《佛學研究十八篇》壹書的《中國印度之交通》文中③，說到法顯行程所至之“耶婆提”時，特地註明：今地待考。此書嘗收入《飲冰室專集》，於1936年初版。
著名學者湯用彤在商務印書館於1938年出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壹書中於“耶婆提國”下作了夾註，稱：“即Yaradhipa地應在今日蘇門達拉島上。”④“蘇門拉達”是“蘇門答臘”的異寫。先生謹慎，只是估計、推測，故而用了壹個揣摩的助動詞“應”。
“耶婆提國”究竟何在？差不多是近世紀來壹直為學術界所關註的壹個難以破譯的“謎”。
三、躲在深閨的近人《法顯發見西半球說》
著名學者呂思勉於1934年在世界書局出版了壹本《中國民族史》，內附近人《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壹文。此文根據法顯《佛國記》所述行程，作了精辟的剖析，振聾發聵，令人耳目壹新。文章在略述《佛國記》之後，說：
案師子國，即今錫蘭（現改為斯裏蘭卡）。本欲自錫蘭東歸廣州，乃反為風所播，東向耶婆提國。耶婆提者，以今對音擬之，即南美耶科陀爾國，直墨西哥南，而東濱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兩音多相混，如婆藪盤豆，壹譯作和藪盤頭，是其證。耶婆提，正音作耶和提，明即耶科陀爾矣。世傳墨西哥舊為大國，幅員至廣，則耶科陀爾，當時為墨西哥屬地無疑，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群島者，自師子國還向廣州，為期不過四十六日。（原註：據《唐書?地理誌》）故法顯失道，商船亦賫五十日糧。今遭大風，晝夜十三日，始至壹島，又九十日而至壹國，合前三日計之，已得壹百六日，是東行倍程可知。況南洋“師子國，途次悉有洲島；當時帆船，皆傍海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無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見附海島嶼，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島。逮至耶婆提國，猶不知為西半球，復向東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東行，又百許日，則還（環）繞大西洋而歸矣。當時海師，不了解地體渾圓，惟向東方求徑，還（環）繞大西（洋），進行既久，乃軼青州海岸之東，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達牢山（嶗山）。是（法）顯非特發見美洲，又還（環）繞地球壹周也。這壹段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剖析得入情入理，細膩明確。作者認定：法顯所到的耶婆提國，乃是在墨西哥南部、而東濱太平洋的當時墨西哥屬地的耶科陀爾國。其論據是：
1.古今語音變異。法顯所記耶婆提，正音當作“耶和提”，故“明即耶科陀爾矣”。本來，外語記音，惟近似耳，遲至今日，不假國際音標，只用漢字標識，亦是如此。
2.自師子國（斯裏蘭卡）還向廣州，如不失誤迷路，當時不過46日可達。而法顯所乘商船，卻走了106日，這是由於“東行倍程”所致。
3.當時帆船航行，皆傍海取道，而自師子國（斯裏蘭卡）始發，沿途都有洲島。可是《佛國記》說他們曾經處於“海深無底，不可下石”的境地，並且“九十日中，又不見附海島嶼。因此，作者斷定：法顯“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島”。
4.法顯復乘商船東北取道希望回到廣州，結果環繞大西洋達到青州海岸，西北折行12日方達牢山（嶗山）。
所以，作者說：法顯非特發現美洲新大陸，他還環繞地球轉了壹周。
根據上述材料，應該說：最先發現“法顯發現新大陸”的，是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壹書附錄的寫作《法顯發見西半球說》的那位“近人”。這位“近人”提出這壹結論的時間至少在《中國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以前。
可惜的是：這位“近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事跡行狀更難以稽考，而他的文章《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實乃石破天驚，足以振聾發聵，耳目壹新，可是卻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當然，也許由於其時國步艱難，民族危機深重，學術研究更是荒蕪寂寥，以致未能引起學界廣泛的重視。不幸之中，有賴歷史學家呂思勉慧眼獨具，能以其博學重望，於大著《中國民族史》附錄，才使我們後學得窺全豹，才未曾湮沒於汗牛充棟的故紙塵堆。說來也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乎！
四、歡欣之余的遺憾
1994年4月9日《解放軍報》刊載邱明義、連俊義先生合著的文章《誰先發現新大陸——中國高僧法顯比哥倫布早1080年到達美洲》，說是：
壹個石破天驚之說出現了，我國學者、我軍離休幹部連××（按筆者隱名）向世界宣布壹個結論：中國高僧法顯比哥倫布早1080年到達美洲大陸，也就是說，法顯比哥倫布先發現新大陸！此說壹出，世界輿論大嘩。
讀此大論，真是令人驚心動魄。1994年4月18日《報刊文摘》隨即摘要轉載，影響很大。
據文章介紹，連××是於1963年翻閱有關鑒真和尚的大量資料時，才偶然“結識”他的同鄉、中國歷史上的另壹位高僧法顯的。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連××才開始著手研究法顯。文章說，連×ד整整花了30年的心血”，才將法顯的“航海路線和到達地點”“查證得壹清二楚”。
但是，究其論證思路和所得結論，和呂思勉《中國民族中》附錄的那位近人所作的文章《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完全壹致，真乃“英雄所見略同”。
應該指出的是：這位“近人”發現“法顯首先發現新大陸”，即以呂思勉轉載《法顯發見西半球說》的《中國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為期，和《解放軍報》1994年發布“石破天驚”的新聞報道相比，要早出整整60個春秋。即從連××於1963年著手研究算起，“近人”的文章結論卻早在30年前即已刊發。呂思勉《中國民族史》於1934年出版，“近人”的文章至少刊發在這個時間之前。
應該承認，相對於“近人”的結論而言，連先生自有個人的發現，時代在進步，他的論證自然周全、嚴密而更趨科學。連先生的潛心研究和將此結論弘揚光大，其功昭著不沒。
問題是，“近人”的勞績亦不可抹煞。尊重前人的勞動和智慧，當是學人的應有情操和品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述了許多無名作家的作品。他說：我執行歷史的裁判，給每個人以應得的獎勵。當然，連××的研究也許完全是在封閉中完成，只是和他人撞車而已，並且，尤有詳考細辨、發揚光大之勞。但是，就整個學術界來說，我們對待前人的文化遺產，卻是不應該閉目塞聽，跟著壹起叫喚“皇帝的新衣”。那樣，不但不是連先生自己的心願，恐怕也不是宣傳連先生的先生的初衷。學術的生命在於忠實，忠實於歷史，忠實於科學。
連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為國人增了光，這是值得慶幸、令人歡欣鼓舞，可是宣傳連先生的大塊文章，卻對“近人”只字不提，這又令人不勝遺憾之至。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事實，乃是學人奉若圭臬的至高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