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底,無錫市文管會委托我們進行了“文淵坊”項目的前期策劃和保護性方案概念設計。這是壹個探索性及挑戰性很強的特殊項目,為我們保護與利用城市遺產的工作提供了壹個很理想的實驗對象。
擬建中的“文淵坊”位於無錫市中心,處於即將拆遷的傳統民居形式的居住地段,內現有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秦邦憲故居為主的幾幢文物建築需要原地保護。同時,無錫市文管會還決定將附近因地段改造而無法原地保存的景福樓、牡丹書屋及舊方書屋三個市級文物及文廟戟門、明倫堂、學宮和秦氏對照廳易地移建於“文淵坊”用地中。這些都是保護級別不高,但具有無錫地方風土特征的老房子,故均為典型的無錫地方風土建築。由於保護資金不足,而地段又位於市中心,具有很好的區位條件,因而主管部門認為有必要對地段進行保護性開發,以開發“養”保護,維持日後正常運轉。所以,“文淵坊”雖不大,地段內卻有三種類型的建築:原地保護的和易地移建保護的老建築,以及用於商業開發的壹部分新建築,這些建築經過整合布局後,將成為無錫市最有城市地方特色的大眾休閑觀光場所之壹。
可以預見,這樣壹種情況復雜的保護和利用項目,必定會引發壹系列的矛盾與沖突。
首先要面對的壹對矛盾,是建築保護與商業開發之間必然存在的利益沖突。保護原則要求不折不扣地實現對建築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維護,而市場卻遵循利益驅動法則,絕不會犧牲商業利潤去遷就保護原則,甚至會為了經濟效益而不惜侵害保護對象,這樣的事例在各地比比皆是。因此,如何化解保護與開發的矛盾,做到適度開發下的有效保護,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難題,其實質是如何處理因保護帶來的經濟補償問題。對於開發商在保護方面的付出,壹般的補償方式是在保護地段的邊緣或以外給予壹定的開發面積,並在諸如市政配套及容積率指標上予以優惠。但這樣的開發敏感而危險,應以不危害到保護的大原則為度,也就是說,保護是根本,補償性開發是手段,本末不可倒置。因此這樣的項目必須選擇有實力、有眼光、有品位的“儒商”來參與,不能讓其落入那些對保護對象及所在地段的綜合價值缺乏判斷力,只是作純粹房地產算計的商人手中。
其次,在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問題上,也存在不同的認識。特別是對保護級別較低的文物建築,是因循被動保護的規則,僅僅接受少量人流的參觀或空置在那裏,還是采用積極保護的方法,對其內部空間進行適度而合理的利用,也是壹種兩難的抉擇。壹般的保護規則包括:應當完整保護從單體到群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保護歷史建築原有的特征、內涵及環境氣氛。這要求盡量減少展示和保護措施對原有環境的影響,避免受保護建築及周圍地段使用功能的改變。然而,對於現實情況千變萬化且錯綜復雜的大量風土建築來說,如果在保護與利用中嚴格執行這些規則,往往困難重重,甚至根本無法操作,其結果是使那些不怎麽引人註目的保護對象冷落雕敝,門可羅雀,以致終遭毀棄;如果過分強調以開發促進保護,又很容易落入破壞性利用的市場陷阱。我們認為,在風土建築的保護中,不可能采取壹種“壹刀切”的標準和規則,而是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保護的大原則下做壹些相得益彰的創造性工作。譬如對“文淵坊”中保護等級不高的風土建築,保護的目的主要是力求創造留有歷史記憶的城市空間,因而對其內部進行適度的二次功能開發,不但合理而且可行。
最後,對於地段內補償性的新建部分,是采用傳統的建築形式,搞相似中的諧調,還是賦予新的建築形象,強調新舊間的對比與沖突,拉大與受保護對象的時間距離,更是壹個易引起多方面爭議的問題。“文淵坊”的實驗,就是我們嘗試做出的理解與回答。
二、基地及相關條件
“文淵坊”擬建基地位於無錫市中心繁華地帶崇寧路北側,文淵路和新生路之間,並在東、西兩區之間擬新開南北向圖書館路,總用地面積約1.4hm2.基地內大部分建築為十分破舊的居民住宅,為傳統民居形式,其中也夾雜著大量解放後新建、增建的住宅樓,建築質量壹般,無甚保留價值。基地周圍環境經過長期發展,傳統元素已痕跡無多,建築大都為現代形式的住宅和商業用房,其中,左側中山路崇寧路口有兩幢20層左右的高層建築,右側基地後則有第壹人民醫院新建的20層左右的高層建築,這些現代建築尤其是高層建築對基地內的受保護建築有著不可避免的影響。
“文淵坊”用地中的建築,可以按保護方式分為原地保護與易地移建保護兩類。原地保護建築中,西區內現存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名人秦邦憲故居,為典型的無錫地方宅院,原為當地名流秦琢如的家宅,建於清光緒末年,***六進二十余間。秦邦憲幼時因家境清寒,租用其中第三進居住達6年,度過其少年時代。現由多戶人家***同使用,由於內部結構、管線年久失修、嚴重老化,加上各戶自行的加改,使故居原貌已不完整。東側的秦淮海祠,始建於明,為紀念宋代婉約派詞人、“蘇門四學士”之壹的秦少遊所建。現存建築尚留有門屋和其後的兩座小屋,質量壹般,亦屬市級文物建築。東區內現存的秦氏承誌堂,是普通民宅形式,保留狀況尚好,與其東側的兩座擬保留民宅同屬文物控制性建築。
搬遷來的建築中,景福樓、牡丹書屋及舊方書屋原為秦氏章慶堂的壹部分,其余部分已毀。章慶堂始建於清雍正四年(1726年),後歸於如臯教諭秦鼎雲,為秦氏子孫世居。章慶堂原***六進,其中的第五、六進即現在稱為“景福樓”的這壹部分,而牡丹書屋及舊方書屋原位於前兩進西部院落中。景福樓的轉盤樓形制為江南壹帶特有的建築形式,並且是無錫現存最早的轉盤樓,有較高的價值。文廟戟門、明倫堂和學宮為原無錫縣學內建築,是古代無錫唯壹的官立學校,位於現學前街,創建於北宋。現存建築為清同治年間重建,保存情況尚好,然周圍環境現狀不容樂觀,已全部為現代建築所占據,比“文淵坊”地段的條件還要差得多,實際上已無法原地保存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決定將其移建於“文淵坊”地段中易地保護。秦氏對照廳,為原秦氏寶彜堂住宅的壹部分,始建年代不詳;雖為宅第的壹部分,但對照廳廳堂、廂房配以園林小品,反映出明清江南水鄉的住宅特色。這些風土建築現在都要到“文淵坊”基地裏來“避難”了。
三、保護性概念設計
1、保護性利用對保護對象進行合理利用,是壹種明智的保護策略,這壹點在文物保護界早已形成***識。良好的使用不僅有利於文物建築的日常維持,更有利於其社會效益的發揮。同樣的理念,更應該適合於數量上大得多的,又未被列入文物保護範疇的風土建築。因此,對於風土建築的再利用,除了有利於其自身的保護外,還可以作為對開發商的壹種補償。如果按傳統的解決方法,僅將之作為古物“標本”來觀賞,未免有些壹廂情願,顯然沒有多少吸引力,對於“文淵坊”中所要保護的這樣的對象來說更是如此。無疑,對風土建築在保護中加以利用,是壹種必然的結果。
通過對“文淵坊”的現狀分析,基本肯定了老建築二次功能開發的可行性。秦邦憲故居保存尚完整,又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因此,以其為核心建立無錫名人紀念館。以原地保護的秦氏承誌堂、秦淮海祠等,易地搬遷的景福樓、牡丹書屋、舊方書屋、文廟戟門、明倫堂、學宮以及對照廳等,***同組成無錫傳統風俗民情觀光廣場。對以上部分風土建築進行二次功能開發,並結合新建築,舉辦傳統工藝品展銷、民間藝術演示,開設城市書畫展廊、無錫地方風俗茶軒、地方中醫堂診等,使“文淵坊”成為類似上海的豫園、南京的夫子廟那樣的大眾休閑場所和旅遊點。實現文物建築在適度利用下的積極保護,使歷史地段煥發出生機和活力,從而提升無錫市城市文化的發展水平和品位。
壹般來說,風土建築的平面和空間都是很簡單的,沒有特定的功能特點及相應的形式特征,因而使用靈活,可以有多種用途。在項目建成開業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重新進行功能調整,以獲得最佳的綜合效益。這就意味著項目完成之時,風土建築的保護與利用工作才真正開始。明智的經營管理者應當審慎而靈活地將建築保護與商業經營結合起來,將當地的風土民俗融合進去,在風土建築受到保護的同時,使壹些以其為背景的風俗活動獲得某種程度的延續,全面提升保護性開發地段在城市中的潛在價值和文化品位,這樣做或許還會產生壹點“品牌”效應,長遠來看將會為保護性開發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據記載,無錫舊時的風俗活動十分豐富,廟會頻繁,有著名的“十廟”之說。舉辦廟會時,迎神賽會、節場等儀式也同時進行,情景十分熱鬧。此外,還有農村地區的廟會、北塘香會、三月香汛、行業茶會等各種有趣的風俗活動。這些風俗活動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才基本停止下來。如果能利用“文淵坊”將這些風俗中的有益部分復活,如可以取北塘香會中觀燈的傳統舉辦燈會等,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2、空間整合如果將兩種類型的保護建築並列在壹起,實際上類似於“集錦式保護”的做法。即將原來沒有空間關系的建築搬遷後小規模地組織在壹起,包括將壹個文物建築單位搬遷到其他文物建築單位的區塊,或是將不同地方搬遷來的單個建築按地方建築群的典型類型組合成新的建築群或者城市民俗廣場。這樣壹種做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合適的,因為搬遷過程中不僅損失了原有的歷史和環境信息,在重新整合的過程中也臆造了不同來源的文物之間本不存在的時空關系。因此,從歷史環境“真實性”的角度來講,這樣做確實有悖常理。但是,對於那些連生存都無法保障的零散的風土建築來說,這卻是保護策略上壹種較好的選擇,甚至是壹種不得已情形下的必然抉擇。整合後的單體建築是“真實的”,群體空間卻是“類型的”,也即具有某種地方特征的空間關系,實際上有點類似於壹個精心布置的露天博物館,本地的壹些風土環境特征可以在此得到集中的展示。
在“文淵坊”的空間布局上,突出風土主題,強調以老建築組成“核”,新建築只在東西向側翼布置成“殼”。同時對異地搬遷來的與原有的兩類保護建築進行空間整合,盡量考慮吸收當地風土建築的群體布局特點。如在基地的東區,由於原地保護建築的位置和布局很不規則,因此,搬遷保護的建築在布局時與之穿插配合,經過空間整合,形成收放自如、類似於無錫典型傳統街道和市井形態的外部空間。又如在西區,將移來的戟門、明倫堂和學宮仍按原來的軸線關系進行空間組織。戟門原為文廟大門,以其作為“文淵坊”西側主入口,在形與意兩個方面都是貼切的。景福樓在老建築中的觀賞性最強,故作為東側入口廣場的主景;牡丹書屋和舊方書屋把在入口兩側,取意古代的“塾”,可作為古籍書店使用。這樣,“文淵坊”兩側的建築群均有壹個開放性的廣場,形成了風俗場所的外部空間。
3、風格協調“文淵坊”設計的另壹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處理新建築與老建築之間的風格協調。由於基地內原有保留建築與易地移建的文廟戟門、學宮等被整合在壹種新的整體關系中,具有風土特征的老建築已有壹定的規模,只要控制住新建築的體量,就能保住老建築的主導地位和環境氣氛。因此,東西兩側的新建築在壹定的控制下,擬采取現代風格,與老建築“相反相成”,拉開時間距離,使二者間在對比與沖突中取得和諧,以反襯出老建築的特色,體現出保護的目的。老建築是整修後的基地內文物建築,新建築則借用了壹些當代建築的局部。這種虛擬性的結合,意在說明“和而不同”的更新概念。在直接發生沖突的部位,以玻璃連廊作為過渡空間,使二者既分割又聯系;由於玻璃連廊的作用,二者在內部空間上成為壹個整體,有利於對老建築的再利用,同時避免了兩種建築作為毫無關系的個體而獨立存在。最後,坊內廣場、道路、綠地和小品均結合歷史保護地段的性質進行設計。如硬地以石材、傳統大方磚、小青磚組合鋪砌;燈座、小雕塑等均采用亦新亦舊的形式,以體現歷史感和傳統氛圍,加強新老建築間的和諧。
四、小結
“文淵坊”是壹個研究性很強的項目,對於探索風土建築保護性利用的方法具有壹定意義。尤其是對於那些零散分布、在大片改造中無法保留的風土建築,包括那些具有風土特征的文物建築,“文淵坊”的實驗作為壹種初步的嘗試,提出了壹種化解矛盾的策略和途徑:在盡可能為城市留下壹些歷史記憶,留下壹些文明進程物證的同時,把保護性利用融入到城市生活的發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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