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淵明（365—427）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握強兵鎮守長江中遊，都督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聲威煊赫壹時。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親亦曾出仕。陶氏為東晉元勛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壹支，因他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後陸續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義熙元年（405）陶淵明四十壹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有自己的田莊和僮仆，開始壹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壹些農業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後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雜詩》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出他的胸懷。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壹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時前壹種願望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壹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並。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壹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壹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最後“愛丘山”的素願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誌。在他任鎮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官說成“深愧平生誌”。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托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壹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和而形成的壹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壹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壹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 《歸園田居》組詩的第壹首久享盛名，也有類似的特點：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這詩大約作於從彭澤令解職歸田的次年，抒發回到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中間寫景的壹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汙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為自然的生活的壹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勞作的實際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陶淵明的壹種信念。《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開頭就是：“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盡管詩人實際做不到這壹點，但他嘗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這裏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類詩中意境最美的，當數《歸園田居》之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結尾兩句再壹次說明，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淵明的田園詩所反映的社會理想，以及他對個人在社會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註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存不過壹百多首，竟有幾十處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學上，他卻有壹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壹切的人生態度（這近於《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後之名（這近於建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舍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神釋》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無意義，應該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即歸化於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自然”哲學的這壹種內涵，在田園詩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現出來，如陶詩中最著名的《飲酒》之五就是：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遠，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幹擾。下面說采菊東籬，不經意中目遇南山（即廬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秘，參透了人生的真諦。盡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系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中通過壹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氣的美好、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那麽，人的短促的壹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麽可追求的呢？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壹種詩意的、哲理的向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壹定的對象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實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壹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來獨特的效果。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托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還有《移居》、《和郭主簿》、《詠貧士》、《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但是，陶淵明並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寫過壹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又如《贈羊長史》，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壹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贊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
陶詩語言的樸素，又並不是隨口而道，毫無加工，而是高度精煉，洗凈了壹切蕪雜粘滯的成分，才呈現出明凈的單純。他對自然的美，無疑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因而能夠用準確而樸素的語言將其再造為詩的形象。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寫鄉村的恬靜，“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寫雪的輕虛，“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風的蹤跡，都是有名的例子。陶詩以深沈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為底蘊，絕不炫耀外在的美飾，所以大多通篇簡潔，少作鋪排，鐘嶸《詩品》稱為“殆無長語”。詩的意境，也總是比較完整，從總體上感染讀者，而不以壹字壹句，某個片斷吸引人。
2.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主要活動於開元年間。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陽城南峴山附近的澗南園，中年以前曾離家遠遊。四十歲那年赴長安應進士試，落第後在吳越壹帶遊歷多年，到過許多山水名勝之地。開元二十五年（737），張九齡貶荊州刺史，孟浩然曾應辟入幕，不久辭歸家鄉，直至去世。有《孟浩然集》。在盛唐詩人中，孟浩然是年輩較早的壹個，其人品和詩風深得時人的贊賞和傾慕。李白《贈孟浩然》雲：“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於此可見壹斑。
孟浩然是唐代第壹個傾大力寫作山水詩的詩人。其詩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遊途中寫下的山水行旅詩，也有他在登臨遊覽家鄉壹帶的萬山、峴山和鹿門山時所寫的遣興之作。還有少數詩篇是寫田園村居生活的。詩中取材的地域範圍相當廣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詩歌最重要的題材，經歷長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詩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這主要表現在：詩中情和景的關系，不僅是彼此襯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詩的意境，由於剔除了壹切不必要、不諧調的成分，而顯得更加單純明凈；詩的結構也更加完美。
孟浩然在旅程中偏愛水行，如他自己所說：“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裏灘》）他的詩經常寫到漫遊於南國水鄉所見的優美景色和由此引發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暉，輕橈弄溪渚。澄明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相看似相識，脈脈不得語。（《耶溪泛舟》）
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閑。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遊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萬山潭作》）
詩不僅起著紀實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詩人新鮮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無論是沐浴在夕照清輝中的人物，還是嬉戲於水下岸邊的魚獸，寓目所見的壹切，仿佛都化作會心的親切的微笑。這些詩境，確有晶瑩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詩的意境，以壹種富於生機的恬靜居多。但是他也能夠以宏麗的文筆表現壯偉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廬山》中：“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勢壓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崢嶸當曙空。
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清人潘德輿以此詩和《早發漁浦潭》為例，說孟詩“精力渾健，俯視壹切”（《養壹齋詩話》），正道出了其意興勃郁的重要特征。
重“興象”其實也是孟浩然詩普遍的特點。這通過幾首不同的作品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楚。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山暝聞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壹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這三首詩都寫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異。第壹首作於孟應聘入張九齡幕府時。他為自己的抱負能夠有壹試的機會而興奮，曾寫下“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書懷貽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之類詩句。正是這種昂奮的情緒，使他寫下了“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這樣氣勢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於落第後南遊吳越之日，前者以風鳴江急的激越動蕩之景寫自己悲涼的內心騷動，後者則以野曠江清的靜景寫寂寞的遊子情懷，它們的神采氣韻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興”，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緒感受而把兩者統壹起來，構築起完整的意境，這是孟浩然寫景詩的重要貢獻。
孟浩然詩歌的語言，不鉤奇抉異而又洗脫凡近，“語淡而味終不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他的壹些詩往往在白描之中見整煉之致，經緯綿密處卻似不經意道出，表現出很高的藝術功力。例如他的名篇《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通篇侃侃敘來，似說家常，和陶淵明的《飲酒》等詩風格相近，但陶寫的是古體，這首詩卻是近體。“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這壹聯句，畫龍點睛地勾勒出壹個環抱在青山綠樹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環境。還有那壹首婦孺能誦的五絕《春曉》，也是以天然不覺其巧的語言，寫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詩體的運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讀來別有滋味。例如《舟中曉望》詩，平仄聲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兩聯不作駢偶，似古似律。胡應麟《詩藪》認為此類詩“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又如《夜歸鹿門山歌》：
山寺鐘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夜來去。
這是壹首歌行體的詩，但通篇只是把夜歸的行程壹路寫下來，不事鋪張。其篇制規模類似近體，並吸收了近體詩語言簡約的特點，而突出歌行體的蟬聯句法，讀來頗有行雲流水之妙。
這些出入古近的體格饒有灑脫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詩創造性的表現之壹。
3.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是在盛唐時代文化全面高漲的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壹個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精通音樂，早年曾為大樂丞；書法上他兼長草、隸各體；繪畫才能尤為特出，他曾自負地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其六），而後人甚至推許他為南宗畫派之祖。他的文學創作就是建築在這樣全面的藝術修養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
王維詩歌的風格、情調，前後期有明顯的不同。這種變化與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形勢有重要關系。在前期，他懷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寫出了不少意氣風發、充滿豪情的詩篇。他在《不遇詠》裏自述其誌雲：“濟人然後拂衣去，肯作徒爾壹男兒。”在《少年行》其壹、其二中，對少年意氣進行了熱烈的禮贊：
新豐美酒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即使是《老將行》裏的主人公，也是老當益壯的英雄，壹旦邊境有事，“猶堪壹戰立功勛”。他還反復表述了布衣寒士在政治上的要求，如《夷門歌》熱情贊頌了戰國信陵君禮賢下士的作風，和侯贏、朱亥樂為知己者用、不惜以身命相酬的慷慨意氣；而《西施詠》、《洛陽女兒行》則以比興托意的手法，抒寫了寒士失誌的不平。開元末年，有“賢相”之譽的張九齡被李林甫取代，這壹人事更叠潛伏著政治的危機。作為詩人的王維對此是敏感的，他於是轉而以半仕半隱的生活方式作為自己精神上的逋逃藪，對佛教禪寂之說的興趣也日益濃厚。因此，王維後期的詩歌並未朝“使氣公卿座，論心遊俠場”（《濟上四賢詠》）的豪蕩方向發展，而多吟詠寄情山水間，“已聞能狎鳥”（同上）的情趣，和社會政治的距離越來越遠。但即使如此，王維的詩與盛唐時代具有浪漫氣質的總體文化氛圍仍有相壹致之處。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托著詩人高尚其誌、不與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傾註了他對自然之美的衷心喜愛。包括那些體現禪宗哲理、給人以極端幽靜之感的詩篇，同時也有生趣盎然、鮮潔明麗的意境。如《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直到安史之亂發生，王維被迫任偽職，後又因此受到朝廷的處分，乃心灰意冷，專以焚香禪誦為事，詩歌創作也告衰微。
詩歌到盛唐已經眾體皆備，王維於各種詩體無所不長，堪稱全才。他被人稱為“五言宗匠”，今存數量也最多。其中五古如《送綦毋潛落第還鄉》、《渭川田家》等，五律如《山居秋暝》、《觀獵》、《使至塞上》、《終南山》、《漢江臨眺》等，五絕如《輞川集》二十首、《鳥鳴澗》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七言詩中，七絕《送元二使安西》和《伊州歌》為當時的梨園樂工廣為傳唱，七律《積雨輞川莊作》被後人譽為“得山林之神髓”、“空古準今”，取為唐人的壓卷之作（《王右丞集箋註》引淡齋翁語），七言歌行也獨樹壹幟，別開生面。如《同崔傅答賢弟》，全詩“寫疏蕩於隊仗之中”（《唐詩別裁集》），極具跳宕飛躍的力量，洋溢著壹往無前的青春氣息。明代高棅在《唐詩品匯》中，論五、七古以王維為名家，五、七律和五絕以王維為正宗，七絕以王維為羽翼。其實，王維所寫的六言詩、雜言體樂府和楚辭體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詣。就這壹點而言，王維可說是盛唐時代表了各種詩體所達到的成就的壹個全面的典型。
王維對各種不同的題材的駕馭和把握亦復如此。他現存的邊塞詩有三十余首，藝術處理上往往表現出高度的概括力，如《隴西行》：
十裏壹走馬，五裏壹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
在險急的軍情後面略壹點景便戛然而止，把酷烈的酣戰場面壹並隱去，全部付諸讀者的想象。全詩以歌謠式的明快節奏起頭，收煞處截斷眾流。突兀的起結造成了飽滿的張力，用語寥寥而效果強烈。又如《隴頭吟》：
長安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余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為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詩中用“關”、“月”、“笛”這些邊塞的典型物色，巧妙地綰合少年的壯懷和老將的悲哀，從歷史的深度上寫出壹代代誌士不斷重蹈壯誌難酬的遭遇，立意精警而意味深長。王維寫相思別情的詩也很出色，他善於用民間歌謠的素樸語言和自然音調，表現出單純而又雋永的韻味，如：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相思》）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雜詩》其二）
明朗活潑如日常生活的語言，卻又那麽新鮮、渾厚，傳達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情思，因此千百年來傳誦不絕。
王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山水田園詩，他在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和驚人才華，甚至掩蓋了他在邊塞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的創作正是在詩情和畫意的互相滲透和生發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藝術。
同樣是追求渾然壹體的意境，陶淵明、孟浩然的寫景詩喜用簡淡的筆墨，隨意點染的表現手法，王維則講究構圖布局、設辭著色，常以彩繪的筆觸傳達出清麗豐潤的美感。例如著名的《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詩中的視角壹直在變化：首二句概述山的綿延廣袤的總貌；
三、四句由進山前的眺望，變為置身山中的環顧；五、六句是居高臨下的俯視；末兩句又下到林壑之間，極寫溪澗縈回曲折之致。通過不同角度的觀察，把這座聳立在中原的山嶺的面貌充分展示出來。這種不固定在壹個視點而力求把握景物整體境界的方法，正是中國山水畫特有的構圖方法，如宋人沈括所說：“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壹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夢溪筆談》）
為了求得詩中畫面之美，王維調動了各種手段。他善於表現景物的空間層次，每每通過壹些點睛之筆寫出錯落有致的縱深感和立體感，如“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田園樂》）、“千裏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前者以“孤煙”、“獨樹”的細節勾勒拉開景的距離，後者則以群山連綿和數峰高聳構成橫向與縱向的配合。他還善於敷彩。這些色彩並非是單純的消極的塗飾，而是活躍地暈染著整個畫面，清新鮮潤，給人以愉悅之感。如“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輞川別業》）、“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等等。王維還著意在動態中捕捉光與色變幻不定的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北垞》）、“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送方尊師歸嵩山》）等，都富有靈妙的生氣。前人說王維詩“在泉為珠，著壁成繪（《河嶽英靈集》）、“典麗靚深”（元範梈《木天禁語》）等等，都指出了他的詩特別富於視覺之美的藝術個性。
當然，詩與畫畢竟是不同的藝術，它既不能取代畫，也不應該停留在視覺形象的描繪上。王維的詩描繪景物，不僅有觀察細致、感受敏銳之長，而且善於表達微妙的心理感覺，傳達繪畫所不可能達到的特殊效果，如下面兩首詩：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書事》）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中》）
細雨中的碧苔和濕潤的青山，在詩人的幻覺中翠色欲滴，仿佛蕩漾開來，彌漫為壹派綠的氛圍。這種空際著筆，若有若無的寫法，尤其具有神韻，是唯知巧構形似的詩人所遠不能及的。他的《漢江臨眺》則是在另壹種角度上馳騁想象之作：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首二句在遠望和遙想的結合中，把三湘九派連成壹氣；頷聯又把所見江山的空間跨度擴展至無限，由實景化入虛白；頸聯再以郡邑浮沈、天空搖曳的幻覺，極寫水勢的浩渺潏蕩。如此空闊廣大的境界，如此撼人耳目的動感和氣勢，是充分發揮詩歌藝術之特長，使虛實相生、“目擊”和“神遊”相融才能創造出的境界。
王維似乎常常凝神關註著大自然中萬物的動、靜、生、息，沈潛到自然的幽深之處，感悟到某種不可言喻的內在生命的存在。由此寫出的詩篇，雖並不用說理的文字，卻令人感到其中蘊涵著哲理，是壹種很有特色的作品。如《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這裏，人閑、夜靜、山空是從靜態著手的，花落、月出、鳥鳴是從動態著手的，壹個“驚”字喚醒了壹個息息相通的世界。又如《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壹些似乎是虛幻的聲音和光影浮動著，山林因此而顯得更幽靜沈寂，但它卻是有生命的。還有前面舉出的《辛夷塢》，也有類似特點。
以上所涉及的例子，多為山水詩。王維的田園詩篇，以《渭川田家》最為有名：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這首詩用筆清淡自然，景物和人物籠罩在壹片和諧、親切的氣氛中，引人神往。詩歌風格很近於陶淵明，但細讀下來，卻比陶詩來得精致。
山水田園詩在王維手中，得到壹次總結和顯著的提高。他的詩，既有精細的刻劃，又註重完整的意境；既有明麗的色彩，又有深長雋永的情味；既包涵哲理，又避免了枯淡無味的表述，而且風格多變，極富於藝術創作性。他的成就，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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