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系。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壹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公元三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伴隨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醫藥等科學技術的傳習。唐代高僧壹行創《大衍歷》和測定子午線，對天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余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佛教的刻經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保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幾乎都是佛教經書圖像。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絡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壹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壹個新的世界。
那麽佛教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過程中還有沒有作用？人類文化發展是壹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壹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壹種偏見，壹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壹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其實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
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離不開對佛教的研究。事實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東來譯經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經至公元1175年朱熹、陸象山鵝湖之會(前者標誌壹個新的文化運動——佛學之開始，後者標誌又壹個新的文化運動——理學之創立)，這壹千余年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燦爛輝煌時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稱的魏晉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為其余波。恰恰在這壹時期中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主流的卻是佛學。其時期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傳播國外)，都遠非兩漢經學、宋明理學所能比擬。所以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還有壹位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文化采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鉆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現在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獎這個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壹。但在中國，人們反而只知《西遊記》裏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獎。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壹部分，可是他壹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壹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匯。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內容最完備的佛教經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漢譯佛經和著述自東漢末以來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經》版本甚多，前後刻印多次。據德格版統計，該書***收佛教典籍4569種，除佛教經律論外，還有天文、歷算、醫藥、工藝、文法、詩歌、美術、邏輯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煙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佛學和古代其他有關學科的重要文獻。
佛教本身存在著豐富的哲學內容，但由於它產生於印度，故而其哲學內容有著明顯的印度哲學色彩。作為現今中國傳統哲學組成部分的佛教哲學，在與中國固有的哲學交流或滲透的過程中，大約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個階段。當印度佛教哲學成為中國的佛教哲學時，西學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沖擊，從而使佛教哲學有了在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中的新發展。?
佛教在哲學上與中國固有哲學的滲透與融合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佛教哲學中國化的第壹階段。在這壹階段中，首先出現了玄學與佛教哲學中空論的滲透。玄學是魏晉時期中國哲學中的壹種新派別，它從無的本體論展開哲學的探索。佛教哲學中的空，在壹定程度上被壹些佛教理論家與玄學的無互相比附，出現了佛學空論與玄學無論相互滲透的現象。南北朝時期，出現了神不滅論與神滅論的爭論。佛教界堅持神不滅論表明，佛學已經被中國哲學中的鬼神概念所影響，佛學邁出了中國化實質性的第壹步。隋唐時期經濟的繁榮，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也使佛教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到達了頂峰。中國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學義理上以華嚴宗所創的華嚴哲學體系為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實踐上以禪宗所創的禪學體系為中國佛教實踐哲學發展的高峰。佛教哲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成了中國化的自我選擇，為中國固有哲學出現高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固有哲學發展的頂峰是宋明理學的出現，理學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構成。華嚴哲學對程朱理學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影響；禪宗哲學對陸王心學的創建，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傳統哲學的頂峰時期是儒釋道三種哲學的合流，這種格局的出現是中國固有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在這壹過程中佛教哲學起了推動與催化的作用。?
中國傳統哲學的頂峰也就預示著中國近代哲學的開始。中國傳統哲學完全走向頂峰時，西學已經開始沖擊著中國。中國近代社會的不幸遭遇，迫使壹大批知識分子自覺地從哲學理論上尋求中國社會的出路。在建立他們的哲學體系時，佛學作為倡導革命的積極因素被利用起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學作為改良立憲的理論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學喚醒民眾起來建立民主的***和國。從這時起，佛教哲學已經和西方哲學相接觸，壹些知識分子也開始把西方哲學和佛教哲學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學滲進了西方哲學的因素。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中國哲學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現代儒學有著深遠的影響。現代儒學中的不少哲學家從唯識學和禪學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們的哲學體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學和唯識學於壹爐，創立了本體意義上的“意欲論”。熊十力在融通中國、西方、印度三種哲學後，改造了唯識學創立了“新唯識論”。馮友蘭發揮禪宗人生哲學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則，創立了“境界論”?①。
中國佛教哲學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不同於隋唐時佛教宗派的哲學，而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國社會找出路、建構哲學體系的形式出現，有著明顯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哲學對待外來哲學的態度，基本上走了從壹種不太了解到關註直至最後消融而以回應的發展趨勢。佛教哲學在中國的命運，正是遵循了這種發展趨勢。促使中國固有哲學正眼看待佛教哲學的原因在於，由於當時社會的戰亂使人們在儒學找不到答案時，不得不在佛學中找出路。這段歷史時期的現實問題是：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雖有短暫的十余年統壹，但戰亂是其間的主要大事。戰火導致王朝政權交替頻繁。身居上層的王臣貴族，由於時局兇險，地位和身命難保朝夕。而身受壓迫的平民百姓，則是無衣無食，深受兵燹之禍。人們不禁要問，這無窮的戰禍由何而起，這無邊的苦難又從何開始，哪兒是盡頭，哪兒才是壹個安身之地。這些問題，恰恰是中國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們在東傳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這樣，佛教哲學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盡管這只是給人們指出了壹條不在現實中實現的道路。佛教哲學因此而獲得了中國化的群眾基礎。同時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也由此開始。隋唐出現的封建經濟的繁榮，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質基礎，也正是在這壹時期佛教哲學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這樣，佛教哲學與儒家哲學相對峙，形成了儒釋道三家哲學鼎立的局面。宋明時期的理學，正是為了挽救儒家哲學僅占壹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佛教哲學的傳入及中國化，暴露了儒家哲學對宇宙自然哲學思索的不足。理學正是為了彌補儒家哲學的這壹不足，把佛教哲學所把持的這壹哲學陣地奪了過來。
從表面上看，理學成為宋明時期的官方哲學，以至於對近現代社會的影響，是儒家哲學的勝利。但實際上，理學正是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有了回應之後的產物，從而也確定了佛教哲學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地位。佛教哲學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對中國哲學的沖擊，在近壹千年後的宋明時期才完成了回應。而完成回應的出現，也就是中國哲學的新發展。在長達二千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中，佛教哲學成為中國化的外來哲學思潮之壹。
中國近代社會所蒙受的災難，與2世紀起那場延續了四百年的戰亂相比，情況是更為復雜的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那場400年的戰亂中所面對的是驃悍的遊牧民族，而在近代所面對的卻是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思想界對中國哲學出路的反思，就不僅僅是現前的哲學內容，而是二千多年來中國哲學的所有歷史。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沖擊，同樣使中國哲學的不足之處暴露出來，那就是認識論的不發達，缺乏邏輯的理性思維。這個哲學上的弊端，在儒家哲學身上尤為明顯。於是壹大批哲學家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彌補中國哲學的這壹不足之處。但正如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必須有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那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真理而尋求的西方哲學，也必須在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後，才能有中國化的可能。
而要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就是要實現中國的獨立。這壹現實問題的真正解決，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完成的，從而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化的歷程。中國哲學歷史的發展，確有相似之處。佛教在發揮解決中國古代社會的現實問題後，才完成了中國化的歷程，也促進了中國哲學的新發展。而近世以至的西學東漸的文化運動，至今仍沒有結束。中國哲學的未來壹直為專家學者所關註。我認為，中國哲學的未來和宋明理學的產生有著相似之處，即中國哲學的未來是對西方哲學的回應。我們作這樣的結論，正是根據佛教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這也正是佛教哲學對未來中國哲學的啟示。?
如今在國內外的學者中都有“儒家第三期發展”的觀點?③。但我認為，中國哲學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儒學對現代文明的回應，而應是以儒釋道三種哲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各派對現代文明的回應。僅就佛教哲學的回應而言，我認為應註重這樣幾個問題。?
第壹，在時代的背景下，要求佛教界產生象隋唐時期智?、玄奘、法藏那樣的哲學家，把佛學與西學結合起來，指出佛學與西學的相通之處，以建構新的佛學思想體系。近代佛學家曾作過努力，但從哲學的意義上來看，這種努力所達到的哲學研究的效果並不理想。其原因就在於佛學家的研究並沒有完全從哲學的角度開展對佛教哲學的重新建構，因而佛教哲學在近現代的中國並沒有多大的發展，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哲學家，特別是象隋唐時期那樣的佛教哲學家並沒有產生。這樣，就要求我們從更深層的哲學意義上融匯古代哲學和近現代哲學，以佛教哲學固有的眼光進行審視，提出具有時代特色的佛教哲學新理論，這個任務已經落在當代中國佛教的僧侶和居士及學者的身上。?
第二，從佛教哲學的發展來看，經歷了簡單的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到復雜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過程。在這壹$?過程中，印度佛教哲學由小乘佛教哲學到大乘的中觀哲學和唯哲學。中國佛教哲學中產生的天臺宗哲學、三論宗哲學、法相宗哲學、華嚴宗哲學、禪宗哲學都是佛教哲學的新發展。但佛教哲學在印度佛教發展至密教階段中斷了，在中國佛教哲學出現了儒釋道三家思想合流的格局後，也再沒有新的理論體系出現。 分析印度佛教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原因，壹方面是佛教哲學家為了挽救佛教哲學在本國哲學中的地位，不得不融匯內外之學。另壹方面是佛教哲學家能夠抓住機遇，主動吸收外學思潮，從而建構了新的佛教哲學體系。當今的形勢也正是如此，佛教哲學如果想要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壹部分而走向現代化，就必須尋求新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就要求佛教界人士廣泛研究東西方的哲學，主動融匯西方哲學，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人士應抱著為中國哲學在21世紀發展作努力的態度，從這壹態度出發建構佛教哲學的新體系，才能使佛教哲學以至於中國哲學有新的生機。?
第三，在佛教哲學新體系的建構中，應分清佛教徒哲學家與非佛教徒哲學家的任務。對於佛教徒哲學家而言，建構新的理論體系，其出發點立足於佛教在人類文化上的繼續發展。因而，佛教哲學家在沒有原則性錯誤言論的基礎上，應該保持宗教哲學家的身份，以圖存救亡的態度建構佛教哲學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