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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政策

對於康雍的三個朝代,中國史學界歷來比較關註。但民國以來,史學界主流壹直以異族入侵、鎮壓反滿人、文字獄為由,否定康雍與三朝有牽連。自從劉大年的《論康熙》壹文之後,他又開始贊美康熙了。至於最近眾多的關於康熙、雍正、乾隆的電視劇,把清初的三皇都刻畫成賢明賢明的君王。贊美的內容主要是“統壹”,對內鏟平了以吳三桂為代表的藩王,對外征戰,擴大了清朝的疆域。至於整頓官僚主義,當然寫了很多,但最後還是寫不出來,因為實際上沒什麽建樹。2000年顯示雍正朝,2001,65438+2年2月顯示康熙帝國。此後,歌頌這三個朝代的電視劇不斷湧現。宣傳的是壹切以王室穩定為重,肯定專制統治。宮中君臣勾心鬥角,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耍陰謀詭計,刀光劍影。執政就是“萬歲”,保住他的位置就是維護國家穩定。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黑暗文化,是中國文化中應該丟棄的部分。20世紀初,中國的愛國者為消滅它獻出了生命。劇中對這種文化的贊美與當下的思潮是壹致的。在電視訪談節目中,有人認為入世後中國人應該讀四書十三經,以保持中國的文化傳統。2002年上映的《天下糧倉》,與康熙朝同調,用“陰兵借糧”的故事宣傳乾隆的“政治才能”。李忠為了救災開了壹個殺人倉庫。因為他“愛民不愛國”,餓死壹方百姓是小事,影響皇帝名譽卻是大事。“戰馬聞殺聲沖,聞風聲倒”。“戰馬”贊不絕口,贊不絕口,是“風蕭蕭”的聲音讓“百姓水深火熱”的故事流傳開來,是時候殺了皇帝,因為他不智。從康熙開始的“殺”和“護”,不是以對人民有利還是有害為標準,而是以國王臉上有沒有光為標準,似乎是完全肯定的。從這個原理得出的結論是,做官的權力太大了,殺不死,因為“高功會撼主”,害民的貪官不必殺,因為他們會高喊“聖智”。為民的好官也會因為降低皇帝威信而被殺。打擊貪官也可能被打死,因為他們打擊的是喊“聖智”的人。只有糊塗官和裝糊塗的官,才能保證安全,才能升官發財。因為他們對除了皇糧之外的任何政治勢力都不是威脅。綜上所述,學術界、文藝界這些褒揚的內容,依然是《清史稿》中歌頌康熙、乾隆的內容。《清史稿》中,聖人書背後的論點是:“經書為諱,天下壹統。”“尊儒術,重道術”,“幾時閑,專於天人,古今尤”。世宗傳背後的說法是:“聖人之政尚仁者,世宗之繼嚴也。”以下對高宗皇帝傳記歷史的表述是:“盛世國際,勵精圖治,開疆拓土,開天辟地,四大特色各有不同,武藝雄渾昌盛。”可見康熙乾隆完全是褒義,雍正則是用委婉的語言貶損。這三個朝代的宣傳和清史草案的不同之處在於,雍正王朝也是被贊揚的。既然宣傳的影響力已經這麽大了,那就該討論壹下這三位“大帝”是否應該被如此大加贊揚了。

當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標準,而不是以現代人的標準。古代帝王也是如此。評論古人的功過,要全面,不可矯枉過正,不可矯枉過正。如果有,就不要什麽都不寫。同樣,妳有可取之處,也不要什麽都寫得好。本文不是對三朝帝王的全面評價,而是對目前評價中的壹些問題提出壹些看法。

作為壹個皇帝,理所當然地視國家為己有,現代人也不必問他要不要實行民主。但要說壹個皇帝偉大,至少他的所作所為能讓國家在進步的基礎上富強起來。即使在他看來這是我的世界,也應該是“富貴人家”而不是“敗家子”。康的謳歌者也明白這壹點,所以宣傳的重點就是這三位“大皇帝”使清朝“昌盛”,歷史上也稱之為盛世。我覺得這個說法有幾點需要澄清。

首先,中國史書壹直對古代帝王用兵有褒有貶:“武藝超群”、“用兵不善”。要采取什麽樣的評價,要看它給國家造成的結果。

作為康雍統治三朝的特點,他毫不猶豫地使用任何手段來鞏固新建立的新王朝。中國歷代王朝建立後,都要在國內動武。是劍柄對抗世界。世人若得之,必從執刀之人手中奪刀,不可削柄於己。趙匡胤用壹杯酒解除兵權是禮貌的,但朱元璋炮轟功勛建築是不禮貌的。這壹小眾入關,統治全中國,不是壹件容易的事。軍事占領是成功的,但維持統治並不容易。當然,新王朝的統治者也要收走他們的刀劍和刀柄。殺死鰲拜就是壹個例子。清朝與明朝的不同之處在於,在開國之初,除了八旗之外,還有曾經對明朝立功的明朝將領。他們想到的威脅是這些漢人會先反抗,所以要用壹切手段鎮壓。削藩的軍事行動可以用各種名義來解釋,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根本目的是從漢人手中奪回兵權。妳為此花多少錢,犧牲多少生命,都無關緊要。後人把這種軍事行動評價為實現“大統壹”的豐功偉績,未免太牽強這個三藩本來就是在幫清朝奪取全中國,統壹全中國。他們的“王”也被清朝皇帝封了,所轄土地壹直是清朝的壹部分。分裂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以“統壹”為名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只是皇帝集權的需要,是最高統治者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這種軍事行動伴隨著中國殘酷的間諜統治。對於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幾乎要殺光。到雍正時期,奸細橫行。在這種特務的統治下,不僅反清者被鎮壓,疑異者也被鎮壓。過去,呂留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抗擊清朝、重獲光明的傳奇人物都被宣傳為民族英雄。當然,這些人的思想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成分。但清朝統治時期,人民受到現王朝的壓迫,所以用這些人物來表達對當局的不滿。在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也呼籲“驅逐韃靼人”。這不僅可以被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是中國人對清朝統治不滿的反映。所以,民國成立後,這些數字依然為人民所稱道。可是現在,距離清朝滅亡已經90多年了,這些人物卻成了十惡不赦的人,因為他們“搞得壹塌糊塗”,把“壹統天下”搞得壹塌糊塗。我們要對古代帝王進行“歷史”的分析,同樣,我們也要對這些被人民所稱贊的人進行歷史的分析。

第三,“武”和“文”呢?說到“文學”,歸根結底是知識分子的問題。《淮南子》說,統治者不重視知識分子,國家就不會強大。可以說,搞文字獄,把知識分子殺到不分紅白的地步,是這三個朝代的特點,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眾所周知沒有政治含義的“清風不識字,何以翻書”這句優雅的句子,也可以被指責為罵清而被斬首。在評論這三個朝代的《文誌》時,還必須考慮乾隆朝的《四庫全書》編纂。應該說,這本書的編撰,既有決策者的功勞,也有編者的功勞。這本書收集和保存了大量文獻,是壹大貢獻。但這本書排除了大量被認為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文獻。這種排除只是牽強附會地排除了大量有價值的文件。因此,在肯定《四庫全書》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時,必須將它在清代的作用與清初的“文字獄”聯系起來。編寫這本書的原則之壹就是絕對不能納入不利於清朝統治的內容。在清朝入關統治中國之前,歷代寫的學術著作是不可能反對清朝統治的。編輯唯壹的辦法,當然是盡量小心,而不是多刪,不漏壹些可以作為把柄的東西,以免被打死。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牽強排除導致大量有價值的文件被刪除。這麽多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這種野蠻的政治限制,造成了這本書的巨大缺陷。所以,我們在看待這三個朝代的“文”治時,絕不能忽視當時的文人在“武”權的壓力下,在殘酷的文字獄下。看到清初的“文字獄”,就不能忽視它對後世的影響。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敢再試圖開動腦筋,只能在學術上搞考證,形成了甘家學派。這種考證確實為中國古籍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知識分子的不敢發聲,正如《淮南子》所說,為國家的衰落埋下了禍根。

第四,康熙到乾隆的反腐行動是宣傳最多的。這可能是當前人心所需要的特殊現象。當時的反腐行動確實不少,但不值得稱道。因為這種反腐實際上並沒有取得什麽大的成效。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官員中存在大量的貪贓枉法現象,其根源是清朝對八旗子弟的優待及其極端專制下的特務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碰貪贓枉法的旗手。被壓迫被勒索的人無權上訴。皇帝反腐的決心看似不小,但絕不會大到挖自己統治的根基。殺誰,保誰,其實並不取決於官員的清廉與否,而取決於他們對皇帝的忠誠與不忠。所以註定了三朝“盛世”的反腐沒有結果。

可以說,延續了近壹個半世紀的甘三朝,其特點是以軍事行動割據漢藩,以特務統治扼殺異己。它的直接效果是顯著的:打壓了有權有勢的大臣,消滅了全副武裝的藩王,打壓了反滿分子,知識分子不敢發聲。這種行動的結果是,這個新王朝的統治者犧牲了殘疾人和財富,才有了龍椅上的安定感。之所以說是“穩定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穩定。因為這種動作是落後的表現,絕對沒有進步感。所以不可能穩定。康熙乾隆在位60余年,也被譽為史無前例的“偉大”。但是,壹個人能統治壹個國家60年,這本身就是落後的表現。壹個在60年前上臺的統治者領導下的國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取得進步。

但這些只是壹些具體問題,不會影響對三朝的整體評價。評價這三個朝代的根本問題是,這壹時期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壹個帝國時期。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在這種世界環境下,他是能帶領國家跟上形勢,還是躺在龍椅上陶醉於“中國大國”的美名,最後失去機會,讓國家越來越落後。

那時,世界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開拓時期。我們可以做壹個時間上的比較:

康熙朝的時間是1662-1722,雍正朝是1723-1735,乾隆朝是1736-1796。1662-1796這135年間,西方國家開啟了資本主義革命,開啟了工業革命。中國康熙朝之前,英國剛剛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 * *和平,大約相當於康熙朝初期。1660-1685年經歷了斯圖亞特王朝復辟,1688年經歷了光榮革命。康熙末年是1721。乾隆中期,英國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完成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法國,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裝起義成功,制憲會議通過人權宣言,1791年通過憲法。在中國康雍“鼎盛”時期,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到乾隆中期,1776年,大陸會議通過了傑斐遜等人起草的《獨立宣言》。獨立戰爭結束於1781,英國承認美國獨立於1783。英法美建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使工業革命成為可能,在經濟和科技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使英法等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原本是殖民地的美國,也因為在獨立戰爭中建立了比其他國家更民主的制度,獲得了比英法更快的經濟和科技發展。

中國壹直以“中國大國”自居,國家的興衰不僅取決於能否征服周邊少數民族,還取決於是否領先於當時世界潮流,是否代表進步力量。在世界發展的關鍵時刻,康雍三代統治者是走在了世界發展的前面,跟上了世界發展的步伐,還是落後於世界發展?如果他們領先,他們無疑是偉大的。如果他們與世界的發展保持同步,他們也可以被列為功勛人物。但如果落後於世界,使中國在世界發展競爭中失去良機。那麽,“偉大”這個詞就不能說了。在世界上同壹個封建時代,壹個國家的統治者在國內可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在國外可以擴大自己的疆域,後人稱贊他為“大帝”是有道理的。然而,在世界體系向先進體系的大轉型中,壹個國家的統治者讓這個國家錯失良機,只能被貼上“短視”和“落後”的標簽。當時資本主義已經出現,清朝三朝在世界進步的潮流中忙於爭鬥和消耗國力,堅持原有制度不進則退,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改變這種落後現象,使中國從根本上落後。這種落後不能用生產數字發展了多少的統計數字來彌補。這是優點還是缺點?再怎麽大度,也不能說這三個皇帝是“賢明的聖賢”。當時他們還可以稱得上是關起門來的國王,但嘉慶壹代以後,到了道光,原本被我們“中國列強”所不齒的“蠻夷”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起來,變成了“外國勢力”。“中國大國”的大門關不上,只好挨打。原因是妳弱。這個“弱點”不是壹天形成的。中國人早就知道自己“弱”,這是壹代壹代積累下來的。清朝在道光以後的朝代被外族打,詛咒的就是這三個“大皇帝”創造的“盛世”。

討論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總是離不開方法論問題。褒揚康的論點,總是建立在歷史主義不能苛責古人的基礎上。事實上,歷史決定論並不是指論述者將論證納入當時的歷史,而是從當前的角度分析當時的歷史條件。本文不具體討論歷史主義,只評論三個朝代。我認為我們應該註意兩點:

第壹,批評者謳歌三朝皇帝,不能把所有的“功勞”都歸到他們身上,而要把所有的過分歸到“臣子”身上。這種方法經常出現在評論其他“聖賢聖賢”的時候。結果當然是聖人從不犯錯。這不是現代人在評論歷史,而是當時的大臣在贊美皇帝。

第二,歷史劇用歷史事件來講述他們現在想說的話,使得歷史事件變得面目全非,引起歷史學家的不滿。其實作為壹部劇,有些不真實的歷史,還是有可能的。相反,歷史學家本身也有同樣的問題,這是不允許的。由於郭沫若在解放前是古為今用,解放後史學界的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被這種手法所觸動。要“為今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選取,即使是真實的,也必然是任意的。現在需要就領養,現在不需要就拋棄。那裏的真實歷史是怎樣的?“以古頌今”或“以古諷今”都是不可取的。歷史在現實中的作用是客觀現實地總結前人的經驗,讓當代人以史為鑒。這種總結不應該直接具體地借用,而應該總結其規律,為現代所用。“以過去比喻現在”並不是“為現在服務”,只是為了宣傳某種觀點而糟蹋歷史的壹瞬間。

第三,從康雍的經歷中,我們可以想到中國幾千年來在統治集團中的“斧與燭影”,在治國上的“禍國殃民”。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精華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藝術的各個方面,糟粕也可以體現在這些方面。在描述中國文化時,最大的誤解是皇帝的行為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征。皇帝被尊為“萬歲”,這是正義的象征。反帝的國王被貶為賣國賊和貪官。其實,帝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現象,每個皇帝都必然有差異和功績。但當世界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現實是皇帝成為了壹個保守的象征,不管他的個人性格如何,起到了阻礙中國進步的作用。而統治集團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在任何時候都是中國文化糟粕的表現。當然,很多反帝的國王都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這種“穿越”和皇帝的錯是壹樣的。至於對皇帝昏庸的“反抗”,不應該否認。在21世紀的歷史上,不應該再出現“犯了罪就要被斥責”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