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非常好學，分秒必爭，經常手不釋卷。在極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無論在出差途中，或開會之余，手中總是捧著壹本書。他是工科出身，對自然科學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過頗有影響的《工程數學》、《電磁學》等專著。後來由於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學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寫過很多經濟論文，並有十分獨到精辟的見解和主張。他的中學西學、舊學新學根底之深，在當時臺灣的政界乃至學術界都是極其罕見的。
由於出身於士紳之家，他對中國的古籍涉獵很廣，研究頗深。在他早期所發表的文章中，經常引用孟子、荀卿與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說的：“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也輕。”他更信“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他雖是學理工出身，在公余閑暇，卻為呂不韋作傳，為《呂氏春秋》作註，編寫《郭嵩燾年譜》。呂不韋是戰國時期的大商人，郭嵩燾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學的倡導者。這兩人的著作對尹仲容壹生的經濟思想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尹仲容曾壹人擔任臺灣外貿會主任委員、美援會副主任委員、臺灣銀行董事長等三要職。他根據外貿會部屬的簽報知悉，中藥藥材中的甘草，以伊朗價格最低廉；黃花、紅參等，以韓國價格最低廉。為節約外匯計，他立刻制定了限定采購地區的辦法。該辦法公布之後，因為伊朗與韓國的船期不定，而且他們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臺灣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采購，勢必增加業者資金與利息的負擔，結果買賣雙方僵住了。雙方的觸礁，引起中藥價格的暴漲。尹仲容發現錯誤之後，在新辦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復原來的辦法，並公開向報界承認他的錯誤。當時有記者問：“您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率直地回答：“知錯了還不改，那還了得！”，記者追問：“這豈非有損政府威信嗎？”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地有損政府威信，而且還可能會害死許多病人。”這就是尹仲容勇於拋棄面子，坦然認錯的真實故事。
尹仲容在經濟工作中，以廉潔奉公，壹心為民享譽臺灣民眾。壹次，有兩個單位給他送來豐厚的“車馬費”，被他嚴詞斥責，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 他從不報銷差旅費，說：“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應再報差旅費了。”下屬因祝壽等送來的“紅包”，他都要其秘書壹分不少地壹壹退回。在政府官員中，其官職可謂不低，可他壹直住著壹間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舊房子。許多商界巨富，為他購買的豪華別墅，他都壹壹拒收，並對這些巨富提出嚴肅批評，同時壹再叮囑“下不為例”，這充分體現出了他正直廉潔的特色。 尹仲容的基本經濟思想是“藏富於民”、“均富”與“養民”，要把臺灣經濟在“計劃性自由經濟”方式下，進行快速地發展。臺灣初期既沒有資本，也沒有人才，資源又有限，要讓民間自然地產生企業，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營企業也無力發展，不得不依賴當局。尹仲容認為應該由當局先發展工業，然後再把初具規模的工業轉為民營，這樣就形成了有計劃的自由經濟。當局只是統籌全局，並沒有掌握生產設備，也不控制經濟活動，各個民間企業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間。扶植王永慶就是壹個最為明顯的實例。王永慶經營幾家
民營企業，“屢戰屢敗”。最後，他選中塑膠工業，但手中缺乏資金，向政府及銀行貸款均遭拒絕。最後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眾議，決定給王永慶以大量貸款，終於使王永慶這個瀕於倒閉的民營企業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塑膠企業之壹。
那時，臺灣政治經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臺灣政客官僚的口頭禪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尹仲容則挺身而出說：“人民的事，總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人勸他明哲保身，少負責任。他正氣凜然地回答說：“妳知道責任二字的真意嗎？責字頭部是‘主’字，下面是寶貝的‘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工作，只有負責才能生產寶貝的錢財。如果把責任推給他人，不就變成個‘債’字了嗎？壹個官員對國家負債，國家就要對人民負債了。” 這就是性格耿直，勇於承擔責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銘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尹仲容行事壹向大刀闊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壹般人遠，他所參與制定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無私，雷厲風行。他為臺灣制訂實施的“代紡代織”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資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紡織者來臺灣時帶來了壹些機器，於是他管制日本棉花與棉紗的進口，再批發大量的美援棉花給臺灣的業者，還支付業者壹筆加工費，最後的成品也由當局收購。當時，社會上對尹仲容的攻擊之聲響徹朝野，但是尹仲容卻絲毫不為所動，終於使臺灣的紡織業由原來的年進口壹千余萬美元，變成出口六千萬美元。到1953年當局停止這項政策時，臺灣的紡織業已經進入了穩定階段，為以後十幾年的紡織品外銷，打下了很深的基礎。
後來，人們總結：當時尹仲容大力實施的“代紡代織”政策，使紡織業者獲得前所未有的巨額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這些資本轉而投資於其他工業，從而促使臺灣經濟全面飛速發展。臺灣的遠東、裕隆、六和、臺南等大財團，沒有壹家不是起家於尹仲容的紡織政策的。對於臺灣的電力與交通運輸，由於其為經濟運轉之樞紐，尹仲容更是殫精竭慮。其時，臺灣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國際上已出現拒收的的跡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萬美元的外匯存貯購置了大量的發電機，供脆弱的臺灣工業發展之用。1952年底，各項生產指標已達到日本占領臺灣時期的最高產量，經濟也趨於相對穩定。他常說：“千人之諾諾，不如壹士之諤諤。”他本人就是壹位勇敢的“諤諤”者。 尹仲容的經濟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張經濟全面改革與發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臺灣經濟在尹仲容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推動下，總的說來已經逐步趨於穩定，通貨膨脹已基本解除。但臺灣經濟要想再進壹步發展，則受到臺灣較小的市場限制。突破這壹艱難的瓶頸，唯壹的途徑是打開外銷市場，改革外匯貿易政策。為此，尹仲容審時度勢大膽地進行了三個十分重大、充滿風險的改革。壹、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制度，取消數量管制和復式匯率，恢復價格機能；二、調整匯率，部分采取有彈性的機動靈活的模式，以取消對很多進口物資不必要的變相補貼，取消對很多出口物資的變相課稅；三、采取很多鼓勵出口的強有力的措施，刺激臺灣內部經濟的迅速發展。
上世紀60年代初，很多人建議在臺灣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凱恩斯以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的理論。尹仲容經過認真研究和科學思考，認為凱思斯這壹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論並不適用於臺灣。他壹針見血地指出：消費促進生產和投資，並非完全是紙上談兵，但當時的臺灣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是需要用臺灣有限的可用資源去建立強大的生產能力。如果以冒險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費的方式來刺激投資，將臺灣十分有限的可用資源消費掉，還有什麽可供投資方面的資源需要？經過科學論證，他堅決主張在臺灣發展經濟的復雜過程中，應當穩定幣值，堅決執行信用膨脹的政策。在尹仲容經濟思想的指導下，臺灣投資和生產都有十分穩定和良好的發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節儉，兼職不兼薪，在對日交涉貿易事務方面獲得傭金40余萬美元，全部留歸公用。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病逝於美國，終年6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