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和安徽阜陽的雙古堆漢墓中先後出土過好幾種《倉頡篇》的殘簡剩篇，其中保存字數最多的是阜陽漢簡，但也只有541個字，且都是用隸書所抄。北大《倉頡篇》其篇章結構與漢代的“閭裏經師”所編輯的60字為壹章的體例不盡相同。因此，這應該是最接近秦代李斯所編《倉頡篇》的抄本之壹。
值得註意的是，史傳秦相李斯是用秦篆編寫的《倉頡篇》，但迄今為止所出土的近十種漢簡《倉頡篇》都是用隸書抄寫的，其中時代最早的阜陽漢簡《倉頡篇》，也是隸書，只是保存古隸的特點多壹點而已；北大竹書的抄寫年代在漢武帝時代，北大竹書中的《倉頡篇》是西漢中期之物，其抄寫的文字既沒有秦篆的影子，也沒有多少古隸的痕跡，而完全是比較成熟的八分隸書，或者說是早期的八分。那為什麽沒留下壹點秦篆痕跡呢？我們推想，史傳秦代李斯用秦篆編寫《倉頡篇》，或許其本身就是用秦隸所編寫，只是漢代人多看不到秦代簡牘文字的原貌，所看到的都是秦刻石或秦詔版，故誤以為李斯所編寫的《倉頡篇》也是用這類秦篆所寫。
北大竹書各篇之間的書體不盡相同，且風格多樣，如《妄稽》篇的點畫細勁飄逸，而《荊決》篇中的點畫厚重大氣，各有其明顯的書風特征。但就整體而言，北大竹書都可以歸為工穩凝重、秀雅俊逸壹路，我們之所以說其風格多樣，無非是各篇之間點畫線條的粗重與秀勁有所差別而已，《倉頡篇》就是北大竹書中以厚重整飭見長的代表之壹。其筆畫除了捺筆較重之外，橫豎的筆畫粗細基本相同，字距較寬，每個字的書寫都沈穩安靜，字形多呈扁平狀，橫畫多重起入筆，線條平直而向右上斜聳，收筆則略微上提，波勢明顯，具有早期八分書的明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