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音樂文化史與五聲、七聲音階發展起源探究
當古典音樂流瀉而出的壹剎那間，妳可以體悟到空氣中流動的是高山、是流水、是絲竹、是冬雪，是千古纏綿不絕的生命呼喚。那份說不清、道不盡的感覺，正是中國古典音樂特有之美
壹、 試論古典音樂及其美學精神
在國外，古典音樂類型被稱之為“classical
music”，“classical”有“古典的、正統派的、古典文學的”之意，所以我們國人將之稱為“古典音樂”，確切地說應該是“西洋古典音樂”。首先從概念上解釋，“古典音樂”是壹種音樂類別的名稱。然而即使在國外，對於“classical
music”壹詞的具體意義，也有諸多不同的解釋，其中主要異議來自於對“古典音樂”時代劃分理念的不同。最狹義的解釋是，把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20年代，以海頓、莫紮特、貝多芬三巨頭為代表的“維也納古典樂派”的作品特指為“classical
music”。最廣義的解釋則是，把時間前移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從那時起直到後來的巴洛克時期、維也納古典時期、浪漫主義時期、民族樂派、印象主義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現代樂派，甚至包括所有非純粹娛樂性質的現代專業音樂，統稱為“classical
music”。
在我們國家，很多人喜歡把“古典音樂”與“高雅音樂”、“嚴肅音樂”混為壹談，而且其中有很大壹部分還是古典音樂的“推崇者”。粗看之下似乎並不不妥，但這兩種觀點在某些人理解下，卻很容易成為“讓古典音樂走向大眾”道路上的壹道鴻溝。
第壹個問題，古典音樂是不是“高雅”？我覺得應該肯定這種說法，不過我們對於這裏所指的“高雅”要有壹個正確的理解和認識。有些朋友之所以認為古典音樂“高雅”，是因為瞧見了臺上指揮家們西服筆挺、冠冕堂皇的莊重模樣；是因為看到演奏這些音樂的樂團演奏家們整齊劃壹、壹絲不茍的裝束；是因為註意到了音樂廳典雅華貴、祥和隆重的布置氣氛；甚至連觀眾們都要衣冠楚楚、註重禮節。其實，這些表面的“高雅”並不能體現出古典音樂的精髓所在，音樂的高雅氣質是從旋律中透出來的！嚴謹而完整的結構、優雅而曼妙的旋律、豐富而深邃的思想內涵，這些才是古典音樂“高雅”的根源。其中我們可以聽到屬於人類最聖潔的情感、發自心靈最深處的呼喚和最崇高的理想。表面的高雅其實只是長期以來西洋音樂發展中形成的定式與慣例，雖然我們可以將之看作壹種“浮華”，但卻又很難想象，壹群衣冠不整、裝束各異、甚至蓬頭垢面的演奏家、指揮家出現在觀眾面前，能夠演繹出好的效果。因為表面的堂皇正好可以烘托出西洋古典音樂中那獨特的嚴謹、莊重氣質。其實當今的歐美古典樂壇也在力圖改變自己過於拘謹、與大眾較為疏遠的形象，著名的柏林森林音樂會就是很好的例證，在那裏人們可以無拘無束的以悠然自得的方式欣賞古典音樂，不必拘泥服飾是否得體，也不必正襟危坐，更可以隨心所欲的鼓掌喝彩甚至壹邊野餐壹邊聽音樂。
當今中國的教育界尤其喜歡把“古典音樂”稱作“高雅音樂”，原因很簡單，老師們看不慣學生沈迷於對港臺歌星的追捧，所以時常組織學生去欣賞壹些所謂的古典音樂會，美名曰“陶冶情操、提高品位”、“讓高雅音樂進入校園”等等。這種做法的初衷無可厚非，但如果只是簡單的組織學生去看、去聽，而不加以正確的引導，很難有實質性的效果，甚至會讓學生從小就在心中埋下對古典音樂（高雅音樂）的厭惡之情。加上如今的大環境、大氣候，通俗娛樂占據了大部分視線，或許很多人就會終生對古典音樂心存畏懼。
其次，壹些媒體把古典音樂和“嚴肅音樂”之間劃上等號，我覺得更是壹種極大的不妥。很多外行人對古典音樂的第壹感覺就是“晦澀、難懂”，如果再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被冠以“嚴肅音樂”的統稱，恐怕今後對古典音樂感興趣的人將越來越少。雖然從某種角度來看，壹部分古典音樂的表達形式以及旋律主題確實是“極其嚴肅”的，但同樣應該看到大部分西洋古典音樂的主題是歌頌、是贊美，擁有美妙明快的旋律以及無比歡暢的情懷。而且即使是某些主題嚴峻、思想深邃的古典音樂，也往往想要傳達出壹種“嚴肅中的快樂”。譬如貝多芬著名的《歡樂頌》、勃拉姆斯著名的《第壹交響曲》第四樂章和柴科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的第四樂章，雖然這些作品都飽含著高尚而深沈的哲理，但最終無不給人壹種積極向上的振奮之感。其實入門之後，聽眾們就會發現其實古典音樂並不難懂，也並不只有嚴肅和深沈。
之所以在國內出現古典音樂的這兩個並不準確的“別稱”或者說“代名詞”，我只能遺憾的說，壹些媒體和“學者”對古典音樂的推崇只停留在壹個十分形式化的層次上，他們並沒有真正對古典音樂有系統的、深刻的理解，以至於弄巧成拙，反而讓更多的人感覺到了自己與古典音樂之間遙遠的距離，成為壹個誤區。
二、試論中國古典音樂文化史
音樂是人類不能缺少的語言，也是人類靈魂的升華。從原始人不斷抗拒自然界的威脅以及漫長的艱苦勞動中提煉出最早的音樂，到現今世界各國豐富多彩的音樂體系，不能不說是壹個文明的奇跡。
在五千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文明史展現了極其輝煌燦爛的壹頁。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壹，音樂也同樣源遠流長。早在文字發明之前，當我們的祖先由類人猿進化為人，為了使生命個體能夠存在和種族能夠延續，在人類必須從事的兩項最基本的生產活動：勞動和生殖中，隨同工具的使用和語言的產生，就孕育了音樂。事實上，人的左、右腳行走，心臟和脈搏的跳動，就是最簡單的節奏；而原始人單調的語言只要有高低的語調變化，也就蘊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時期，華夏大地百家爭鳴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時代歐洲正處於壹片荒蠻之中，中國音樂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時候，歐洲音樂還在漫漫長夜裏徘徊。
在周朝時，政府部門設立了由“大司樂”總管的音樂機構。教學的課程主要有樂德、樂語、樂舞。所謂的樂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倫理道德觀念；樂語就是“興道、諷誦、言語”等禮教行為規範；樂舞則包括大舞、小舞等音樂理論、音樂詩篇的唱誦、舞蹈以及六代樂舞的表演。
六代樂舞據傳是歷代留傳下來的六部史詩性樂舞，包括黃帝時的《雲門大卷》，堯時的《鹹池》，舜時的《大韶》，禹時的《大夏》，商湯時的《大闈》，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紂戰爭活動全過程的《大武》。它們在周代被用於宮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禮活動。其中特別是《大武》和被認為歌頌文德為主題的《大韻》，更被經常演出於天子大祭、禮學、養老等典儀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宮廷中的娛樂性小舞。
周代宮廷除樂舞之外，宮廷中另有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的大典樂歌，如頌、雅；以及後妃們在內宮侍宴時唱的房中樂，不用鐘、磬，只用琴、瑟伴奏。這都體現了音樂已從原始的樂舞中分化了出來。周代宮廷中還有秦、楚、吳、越等地的四夷之樂的表演，說明了當時各民族風俗性的歌舞已有壹定的交流。
從上述文獻可以得知，周秦音樂文化是中國音樂高度發展的重要坐標。這壹系列成就，還在於從理論上奠定了我國古代樂律學的基礎。約成書於春秋時期的《管子?地員篇》中，正式記載了計算五聲音階中各音的弦長比例的數學方法，史稱“三分損益法”，並完整記述了我國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的名稱。在《左傳?昭公二十年》及《國語?周語》中，還記載有與五聲音階同時並存的七聲音階，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間，各音分別為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是運用三分損益法在求得五聲音階後進壹步推算的結果。但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的記載來看，變徵、變宮更多地是為豐富和裝飾五聲音階所用，五聲音階在音樂實踐中占有主導地位。為合樂和旋宮的需要，當時還確立了十二律制。《國語?周語》中將十二律名稱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其中單數各律稱律，雙數各律稱呂，故十二律也常稱“十二律呂”。十二律亦用三分損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聲、十二律，並有了音階中以宮為主的觀念，“旋相為宮”的理論也由此進壹步確立。
於公元前211年統壹中國的秦王朝作為壹個中央集權國家，為適應政治上大壹統和文化管理上壹體化的需要，曾設有專門管理音樂的官署——樂府。劉邦建立的西漢政權，也擴大了樂府的機構和職能。當時政府非常重視民間俗樂，令樂府四出收集“趙、代、秦、楚之謳”，兼收並蓄西域、北狄等邊遠民族的音樂。在廣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礎上，以音樂家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對此進行整理、加工、填詞改編，以供宮中祭祀、宴樂之用。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當時收集的民歌計134首，另有可能附有樂譜的“周謠歌詩聲曲折”及“河南周歌詩聲曲折”各75篇。
在漢魏時期，宮廷引進了不少民間歌舞和百戲。其中有漢高祖命樂工向?人學來的以“猛銳”見稱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鴻門宴上“項莊舞劍，項伯以衣袖鬲之”保護漢高祖的故事，後演變成舞時用巾象征項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長袖為舞的“白?舞”；以及手執?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盤鼓上及旁邊歌舞的“盤舞”等等。百戲則是各種雜耍技藝的總稱，包括了如同現在舞龍燈等的“魚龍曼延”，以及種種雜技魔術。
兩晉南北朝期間，戰亂頻繁，朝代更叠，隨同社會的動蕩變異、民族遷移的交往擴大，外族、外域的音樂文化同中原音樂文化產生了廣泛交流，在音樂史上成為壹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其中清商樂是秦漢傳統音樂的余脈，曹魏政權始設清商署，實為樂府變體。晉室東渡後，這些“中原舊曲”與南方音樂互為交流，使清商樂成為包括前朝傳下來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的總稱，是當時南方樂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詞多保存在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中，題材遠比南方民歌廣泛，大多反映戰爭及人民的苦難，為北方的蕪、鮮卑及漢族人創作。《木蘭辭》是北方民歌中最傑出的作品，熱情歌唱了代父從軍的女英雄花木蘭。北魏時鮮卑族統治者在宮中常命宮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稱“北歌”。“上述祖宗開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廢興之跡，凡壹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書?樂誌》）。這種類似民族史詩的民歌用絲竹伴奏，也有用簫鼓的，是鼓吹樂的壹種，梁陳時流行於南方，稱之為“代北”。
隋唐時南北重新統壹，社會安定及經濟的繁榮，為音樂藝術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唐代統治者在文化上較少保守思想，廣泛吸收外來音樂文化，兼容並蓄，更使音樂達到了壹個發展高峰。
在這壹歷史時期內，詩歌被入樂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學與音樂的融合成為中國古典音樂發展的壹個特征。李白的《關山月》、杜甫的《清明》、劉禹錫的《竹枝歌》、王之煥的《涼州詞》、王維的《陽關曲》、《隴頭吟》、柳宗元的《漁翁》等。有的作為民歌在民間長期流傳，有的則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來。其中尤以王維為送壹位西出陽關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絕句《陽關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寫了依依惜別的哀怨情緒，成為當時及以後人們送別朋友經常演唱的壹首歌曲。
宋代，都市經濟逐漸繁榮，市民階層日益擴大。社會音樂活動的重心由宮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現了市民音樂活動場所“勾欄”、“遊棚”。適合於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諸如詞調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得到了尤為迅速的發展。
宋代同樣是我國音樂與文學交融的重要歷史階段。宋代是詞體歌曲創作的黃金時代，人們常用詞調多達八百多首，其曲調壹部分來源於傳統及當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憶江南》、《柳青娘》等；另壹部分來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陽關引》、《傾杯序》、《水調歌頭》、《聲聲慢》、《調笑令》等；以及少數民族和外來音樂，像《菩薩蠻》、《蘇慕遮》等。宋代文人創作的詞曲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按題材風格可大致分為婉約派與豪放派兩類。婉約派的詞內容多為男女相思離別之情的抒發，風格纖弱柔婉，講究音律與曲調的配合，以與音樂關系密切的詞人柳永、周邦彥為代表。豪放派詞曲開拓了詞的表現內容，打破了過於嚴格的音律束縛，風格雄健粗獷，發韌於北宋的蘇軾，繼之以靖康之難之後的壹批南宋愛國詞人如辛棄疾、陳亮、張壽祥、嶽飛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劍錄》中曾將兩派詞風作了形象比較：“柳郎中（柳永）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蘇軾）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宋代有壹部分懂得音樂的詞人也常自己創作新的詞牌曲調，這種新創的歌曲稱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揚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載於《白石道人歌曲》，並註有“俗字譜”（古工尺譜），是宋代詞調音樂的珍貴遺產。姜夔的自度曲詞樂渾然壹體，風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結構、調式、轉調等技巧處理上精致細膩；他的作品多用七聲音階，四度與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並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宮等變化音。從而使曲調賦予壹種獨特而又深遠的意韻。
明清時期，隨手工業及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市民音樂逐漸成為音樂藝術的主要成份。自娛性的民歌小曲、民間歌舞音樂，以及帶有商品性質的說唱、戲曲音樂，都在這壹期間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藝術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將當時的民歌小曲同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稱其“為我明壹絕耳”（陳宏諸《寒夜錄》）。正由於文人提高了對民間文藝的認識，收集民歌的風氣也逐漸形成，如明代的馮夢龍就曾編訂出版了《桂枝兒》和《山歌》兩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詞800余首；清代先後刊出的民歌集子更達萬余種，其中李調元所集的《粵風》還包括了南方少數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間歌舞也十分豐富，漢族的民間歌舞較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燈、打連響、跑旱船、竹馬燈等；少數民族的民間歌舞中則有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鍋莊、囊瑪；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種類。
在明清時期，京劇曲藝的發展也呈現了輝煌的歷史階段。
明代中葉以後長期爭逐於傳奇劇壇的，為弋、昆兩腔。起源於江西弋陽的弋陽腔高亢挺拔，稱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鑼鼓伴奏，並采用民間常見的幫腔形式，為描寫和渲染舞臺環境氣氛，加助人物內心活動的刻劃等發揮了獨特的戲劇性效果，而且因唱詞通俗易解，唱腔自由靈活而經久不衰。昆山腔發源於江蘇昆山，明嘉靖年前流傳不廣，後經魏良輔、張野塘等人改進，在原昆山腔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北曲及南戲諸腔的長處，形成了“細膩水磨，壹字數轉，清柔婉折，圓潤流暢”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細膩抒緩，轉音若絲；在節奏上采用“贈板”，使壹板三眼的曲調放慢壹倍，具有“曼聲徐度”的特點；旋律創作要求“依字行腔”，講究曲調與字調的諧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為主的笙、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種樂器配合的樂隊。改革後的昆山腔成為“四方歌曲必宗吳門”的全國性劇種，湧現了如湯顯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眾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樂府傳聲》對昆腔演唱成就進行了總結，是當時壹部重要的戲曲聲樂論著。清初以後，昆山腔因唱詞過分雕鑿，音樂典雅淡和，日益疏於群眾而由盛趨衰，到嘉慶之後逐漸為亂彈所替代。
亂彈自明末已廣泛流行於秦地，其聲腔以陜、甘壹帶的秦腔為最早，因用梆子擊拍，故又稱“梆子腔”。梆子音樂創作板腔組合體系；曲調高昂激越，強烈急促，並有表現不同情緒的“歡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劃人物性格和表現戲劇性沖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樂器為主，梆笛、月琴及鑼鼓等打擊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劇目多為歷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傳播。至清末，各地已產生了唱腔體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劇種，如山西梆子（現晉劇）、河南梆子（現豫劇）、河北梆子、山東梆子、四川梆子（即彈戲）、紹興大班（或稱亂彈）等。
其後的皮黃腔為亂彈的又壹重要聲腔。皮黃腔包括西皮和二黃兩種腔調。前者起於湖北，是秦腔與當地漢調結合的產物，音調激越蒼涼；後者產生於安徽，由當地吹腔發展而成，音調委婉溫厚。清代中葉四大徽班進京後，同來自湖北的漢調藝人合作，廣泛吸收昆腔、秦腔等聲腔的劇目、曲調、表演方法，並容納民間曲調，創造了以西皮、二黃為主的新腔——皮黃腔，初步確立了京劇的格局。京劇劇目以歷史題材為主，後陸續編演了《打漁殺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愛國主義傾向、更接近群眾生活、適合時代要求的新劇目；皮黃音樂的曲調高亢樸實，不僅在板腔化結構上進壹步得到發展完善，而且解決了男女分腔問題，使各個行當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較好的戲劇性發揮；同時，在伴奏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構成的“文場”，鼓板鑼鈸等構成的“武場”，也有兩者組合相輔相成的“場面”，緊密配合演員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劇至清末已壹躍而成為全國最大的劇種。皮黃腔也並列於梆子腔、高腔、昆腔，成為我國近現代新興戲曲音樂的代表性聲腔。
在光緒年間已進入盛期的京劇，至清末面臨著被封建統治者攫奪和壟斷的危機，逐漸脫離人民和現實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創新精神的“海派”京劇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儂出於對清政府昏庸腐敗、屈辱媚外的不滿，自編自演了《黨人碑》、《哭祖廟》、《罵閻羅》等新戲，借此抨擊時政，宣傳愛國，寄寓了深切的憂國憂民之情，並根據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孫菊仙二派之長，另創蒼勁悲壯、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後，他還曾主持二戲劇改良社，開展戲曲改良運動。在戲曲改良運動及“文明戲”的啟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潤和潘月樵等也編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籲天錄》等愛國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戲，使海派京劇進壹步成型。民國初年的戲曲改良活動，對戲曲藝術同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聯系起了促進作用；不少新劇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表現了人民要求擺脫封建枷鎖的願望；在唱腔、表演、舞臺裝置、服裝等方面都進行了壹些有益的革新。繼後的周信芳發揚“海派京劇”銳意改革的精神，於“五四”前後編演了《宋教仁》等時裝新戲。
“五四”前後，梅蘭芳等人對京劇的創新和改革的成績也十分突出。梅蘭芳曾同王瑤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馬旦所長，聚唱、做、念、打於壹身，別創“花衫”行當，使京劇旦角藝術臻於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時即編演了《壹縷麻》、《鄧霞姑》等具有民主傾向的時裝京劇，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裝新戲；三十年代又先後編演了《木蘭從軍》、《生死恨》、《抗金兵》等贊頌民族氣節，充滿愛國熱情的新戲；在唱腔上他也進行了新的發展創造，運腔演唱凝重流暢，脆亮甜潤，寬圓兼備，具有雍容華貴的風格，世稱“梅派”；此外他對京劇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樂隊也進行了有益的改革，並在1928年、1935年分別赴美國、蘇聯演出，是使京劇贏得國際聲譽的第壹人。梅蘭芳無愧於繼譚鑫培之後把京劇藝術推向更高峰的大師，他的代表作還有《宇宙鋒》、《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