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儒學：是千年古董還是救世良方

這種學理深度顯然是康有為無法企及的。人自身的靈與肉之間的矛盾是壹個永恒的話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弗洛伊德因此而認為凡是人類文明都是為著壓迫限制人的本能欲望才被創造出來的，因此，壹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壹部壓抑史。試圖融合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馬爾庫塞則主張非壓抑性文明是可能的，並且認為在現代社會，審美活動就是抵抗壓抑、保持心靈自由的有效方式[6]。在這個問題上弗洛伊德有點像中國的大儒荀子，馬爾庫塞則有點像孟子。荀子主張建構壹套“禮法”來由外而內地改造人原本為惡的天性，這叫做“化性起偽”；孟子主張人要自覺地在自家內心深處發掘本善的天性，並將其培育為人之主宰，這叫做“存心養性”。中外古今的這幾位思想家面對的都是靈與肉的關系問題。這就是說，無論是徒步而行的古人還是乘坐飛機的今人；無論是黃皮膚的中國人還是高鼻深目的西方人，都面臨壹個永久性問題：如何處理靈與肉的關系才是最合理的。在這方面中國古人的確積累了大量經驗，特別是儒家的心性之學，主要就是要解決精神與物質欲望的關系問題。這樣看來，“主要是植基於宋明儒學的心性之學”的現代新儒家的確是抓住了壹個古今相通的重要問題。這也正是新儒學的真正貢獻之所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