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中華文明

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壹，也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壹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華夏文明的源頭　　 華夏文明源自龍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五、六千年前，漢族的前身華夏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向遊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長，超過了其它羌人。於是華夏族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在他們眼裏，羌族已不在是同類，所以專稱其為“西戎”，土地的爭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適於農作的肥沃土地。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經先他們壹步到達中原沃土。在那種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時代”，部族戰爭是人群間競爭的唯壹辦法。掠奪、驅逐、消滅外族的人會被本族人奉為英雄，這是那個階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標準”。所以打敗蚩尤驅逐三苗的英雄——黃帝誕生了。華族占據了中原，開始創造華夏文明。在中原更東的山東壹帶，還有許多小部族，被稱為夷族。華人稱夷族為“東夷”，而被趕到南方的三苗為“南蠻”。華夷之間的爭鬥貫穿了整個夏商時代，這種爭鬥的膠著使兩族之間產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後，東夷族被徹底同化，退出歷史舞臺，華夏族又取得了勝利。到了秦始皇統壹六國，華族的擴張目標又指向了長江以南更廣闊的百越之地。雖然秦軍堅甲銳兵，但在越族頑強的抵抗下傷亡極重，所設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於是秦朝只好對百越采用“懷柔政策”，直到漢朝前期還是“北拒胡而南懷越”。最終，漢人的足跡終於到了南海之濱。華夏文明特征　　華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獨特的道德禮儀。《新唐書 輿服誌》曰：“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親被王教”是指的《尚書》的王道以及《春秋》的尊王攘夷；“習俗孝悌”是指的《孝經》。又雲：“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 《莊子·天運》載：“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史記·秦本紀》裏面，秦穆公親口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晉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華夏文明之教，將復見於今日矣。”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雲：“夫華夷峻防，壹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因此，六經、六藝、五常以及其主張的詩書禮樂之道是華夏文明的本質。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別，也都信奉聖王政治。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遊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說”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說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詩書禮樂易春秋　　所謂“六經”，指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原則，只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這六部古書，從遠古流傳下來，在孔子以前，為王室貴族所有，深為歷代統治者所寶重。《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裏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誌》、《訓典》。申叔時是楚莊王時的人，楚莊王在位於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於孔子半個世紀。孔子整理的六經早在楚莊王時就已經有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於先秦其他文獻。《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體系是華夏文明繼承和發展的源頭。“《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詩》《書》具其誌，《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誌，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經學塑造了華夏政制的價值理想，正如民國學者李澄源在《經學通論》中所說的那樣：“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可以說，在華夏文明中，五經是諸子的思想源頭，也是諸史的評判標準，同時還是文藝創作的指導原則。 從歷史的角度看，經學規定了華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歷年層面塑造了華夏族群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塑造了我們祖先***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族群才能歷經二千余載，雖然曾經車駕奔馳，戰亂頻仍，曾經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經神州蕩覆，宗廟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壹日隱沒於荒蠻，族群之理想，未曾壹日熄滅於天壤，從而締造文化統壹、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歷史雖然歷經王朝更叠，而政治制度的建構，社會改革的推動，始終有壹個根本的價值標準，不管政制如何變化，都不離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社會生活中的冠、婚、喪、祭各種禮儀，不論如何損益，總能維系社會生活的理想價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襲損益，但不變的是對有禮義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說，要真正深入華夏的歷史，必須深入歷史的深層內核，而歷史的內核便在經學之中。　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壹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壹篇）、《中庸》（《禮記》中壹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