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壹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紛紛出現，在這個時候，又突然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們所帶來的神學觀念可能壹時還不能讓許多人理解，但他們所帶來的實物，如三棱鏡，如時鐘，如世界地圖，卻直觀地將西方文明引進了有著古老文化的中國。尤其是當壹幅掛在墻上的西文地圖，將中國畫在世界的壹隅的時候，讓中國人感到了深刻的震撼。以至於後來翻刻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馮應京發出這樣的感嘆：“無遠弗屆，是耶非耶？”因為他在地圖上細數了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不過只占世界的五分之壹而已，過去常說的中國的“聲教廣被，無遠弗屆”豈不是成了壹句誑語？因為世界觀的改變而對中國文化的獨步天下產生了懷疑。因此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思想史方面的意義不下於其在地理學方面的價值。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黃時鑒與龔纓晏兩人花了近五年的時間才完成的，在現今有人壹年可以出幾本書的氣氛中，這個速度似乎是不快的。但以我這樣做事很慢的人看來，這樣的速度是太快了，因為該書不但是將前人正確的研究成果都匯集於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許多自己的創新，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這豈是短時間裏所能完成的？如果不是他們兩位正好在這期間都有不短時間呆在國外，查閱了許多不容易看到的地圖與其他文獻，五年裏是肯定完成不了這部書的。這部書除“導言”外，分成三編，上編是“繪制與刊行”，中編是“源流與影響”，下編是“文獻整理”。同時配以許多插圖，這些插圖有些是很珍貴的。最後則殿以現存於世的利瑪竇所繪各版世界地圖的所有圖版，讓人有壹種完美主義的感覺。
利瑪竇在中國呆了28年之久，自1583年來華後，他相繼所繪漢文世界地圖有六種，依次是在肇慶畫的《山海輿地圖》，在南昌畫的《輿地山海全圖》，在南京畫的《山海輿地全圖》與在北京畫的《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與《東西兩半球圖》。這些圖名（有的是原名，有的是翻刻或摹印本之名）與繪制的先後順序，在本書出版之前不斷被弄錯與混淆，直到不久前出版的壹些有關的利瑪竇專著仍然如此；至於各圖的詳細情況更當然要以此書上編所敘為準了。該編詳細敘述了每壹幅圖的繪制經過與具體內容，以及與該圖有關的其他摹印圖與翻刻圖，仿刻圖的故事，不但辨明了許多歷史真實，仿佛還可以看到當時部分中國士人對於新知識熱烈追求的情態，頗引人入勝。
利氏地圖雖以西方地圖為基礎，又不能壹成不變照搬那些地圖的樣子，還必須照顧到中國人的感情。首先就得將中國從世界壹隅改畫到中央，此舉當然不太難，只要將通過福島的本初子午線從地圖中央移至地圖最左邊就可以。這樣，原來以大西洋居中的地圖，就改為以太平洋居中了，中國自然就在世界地圖的中心了（而且直到四百年後的現在，我們還是按照這樣的規矩來畫世界地圖）。但除了這壹點以外，利氏世界地圖還參考了中國方面的許多資料，不但在中國部分，而且在亞洲部分由於中國文獻有過不少有關的記載，所以也加以充分利用。
值得註意的是，地圖上的文字說明因為用中文寫出，而且與中國固有文獻中的記述同形，有時被誤會為是來自中國文獻，如《山海經》中有女人國的記載，但利氏地圖上高加索地區的女人國，卻是來自歐洲關於亞馬遜人的傳說，這壹點如果本書不指出，相信許多人是不明白的。利氏本人受過良好的科學訓練，所以他在中國也做過許多實地觀測，這些觀測的結果也反映在他所畫的世界地圖之中，因此以上三部分資料的綜合，使得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在當時的中國成為壹幅最科學與最學術化的地圖。
利瑪竇地圖的影響可以說是歷史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只有影響深刻，才能彰顯出那些地圖的重要意義。正面的影響當然是使中國人，包括在海外如菲律賓的中國人，還進而使日本人朝鮮人增加了新的地理知識。但也有人不相信這些知識是可靠的，起而加以辯駁，甚至明清之際的大學者王夫之也認為利氏的見識“狂?”，遑論他人。這不但是受天下觀之累，還因為對地球的形狀，對地圖的投影完全不明了的緣故。此書中編不但將正反兩面的影響分析得相當透徹，還附帶反駁了過去的壹些低級的誤解。
利氏的地圖還有壹點與中國的地圖相似之處，那就是圖上註記與說明文字極多，這些文字有些是為了補充地圖描繪的不足，另壹些則是序跋題識，說明地圖編繪的動機與經過，這後壹類文字很有史料價值。過去由於所見圖版不清，這部分文字往往模糊不清，錯錄者不少，此次經過整理校勘，可以說是目前最完善的錄文了，給研究者很大的便利。
然而遺憾的是，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只是中國人從天下觀轉為世界觀的第壹步。在踏出這壹步以後不久，就停步不前了。清代康熙皇帝對於西方科學十分重視，清代也畫了壹些世界地圖，但始終深宮秘鎖，不但是壹般人無由得知，即貴為部院大臣也無由得見。以至於鴉片戰爭前，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依然貧乏得可笑，從皇帝到群臣，大多不知道將要與我們開仗的那個蕞爾小夷口英咭?是在地球上的哪壹個角落裏。只有精明強幹的林則徐不滿於這個現狀，力圖想弄清楚世界地理現狀，但他當時所能找到的國人寫作的最好的世界知識書籍，竟然只是壹部各國見聞雜記的《海錄》而已。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但是他著《海國圖誌》，反映的仍然是天下觀的認識，只是把四夷放遠了看，包括了遠在七萬裏外的海國——英夷而已。因此《海國圖誌》壹書就不包括中國，而只敘述眾多“海國”——即新形勢下的四夷——的地理。至於梁啟超，要遲到清末從北京會試回粵，途經上海，買到徐繼?的《瀛環誌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嗟乎，由天下觀改變之不易，益見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意義，這豈不是《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值得壹讀的最好理由嗎？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