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簡單：《三字經》的上述優點，乃是相對於同時代的其他蒙學教材而言。和今天的蒙學識字教材相比，無論是識字效果，還是義理傳遞，《三字經》都已經落後太多。
1、識字層面
關於漢語識字教學，教育界存在著兩種意見。壹種認為，教學須同時兼顧識字、閱讀與寫作，學生的識字任務應該隨年級逐漸增加，低年級最輕。壹種認為低年級學生應把重點放在識字上，先大量認讀常用字，因為“在認識壹定數量的漢字之前，是無法整句整段地閱讀的。……不集中識字而過早教兒童讀書，其結果是識字教育和知識、思想教育兩敗俱傷”；至中、高年級再逐漸減少識字任務，將重點轉移至閱讀和寫作上。前壹種意見主要流行於民國時期，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小學國語教科書，多是按這種意見編寫。後壹種意見是時下國內教育界的主流。有相當多的實驗和數據證明，後壹種意見對漢語教學更有效果。
《三字經》走的也是“先大量認讀常用字”的路數。這是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這並不意味著《三字經》可以成為今天幼兒園和小學的識字教材。前述《三字經》中的優點——短句便於誦讀、淺顯易於理解、啟人知識、句式豐富等——也同樣存在於2016年人教版小學壹年級的語文教科書之中；且該教科書還有著許多《三字經》不具備的優點，比如內容貼近當代兒童的生活實際、重視互動性與遊戲性、字形由簡單至復雜並配以色彩鮮艷的圖畫、字不離詞詞不離句……等，這些都切合著識字階段的兒童“好動、愛玩，不能長時間專註某壹事物，喜歡接觸形象的具體的有趣的東西，記憶力比較強，但易記也易忘……”的心理特征——當然，這並不是說2016年人教版小學壹年級語文教科書盡善盡美，但與近千年前的南宋時代成書的《三字經》相比，其更適應今人識字之需要，是毋庸置疑的。
簡言之，在歷史上，《三字經》曾經是很好的識字課本；但在今天，有比它更好的。《三字經》應該被寫入教育史，而非再次被塞進學生的書包。
2、義理層面
此番《三字經》進入幼兒園和小學教材行列，是以“國學教育”和“傳統文化教育”的名義。遺憾的是，《三字經》中“傳統文化”的主體，也就是其所傳遞的“義理”，部分雖仍有價值（如勸人向學），但不妥之處也很多。
比如，“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警”——明顯是在歧視女性。再如，“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這段不妥之處有二：1、榜樣教育不可選擇極端案例。“劉晏七歲為官”這樣極鮮見的特殊案例，難以令兒童產生***鳴。2、以做官為餌勸學，本已不妥。且劉晏入仕，是靠著呈文歌頌唐玄宗勞民傷財的封禪之舉獲得賞識，其呈文本身乃是壹次溜須拍馬的政治投機，手段並不光彩——按唐制童子科，劉晏7歲童子及第成為“神童”，須按照守選制守選11年才能做官；11歲時劉晏向唐玄宗獻頌文，12歲即破例授官。
綜上。1、《三字經》在教育史上應該有其地位；2、作為識字課本，當下的語文教科書，無論是編纂理念還是教學效果，都遠勝《三字經》；3、《三字經》所傳遞的“義理”，有很多過時的糟粕（《百家姓》《千字文》等不如《三字經》者，自不必贅言）。總而言之，《三字經》在今天成為幼兒園和小學教材，是壹樁非常遺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