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甲骨第壹次發掘之前，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受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影響，中國史學界興起“疑古”思潮。19世紀自然科學的大發展給西方世界帶來了樂觀的氣氛，科學幾乎上升到宗教的地位，人們相信通過科學獲得的知識最可靠，這種傾向影響到史學領域，對確鑿的史料空前重視。以胡適為代表的學界新銳對司馬遷《史記》為所記載的上古史提出諸多懷疑，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對 歷史 的偽造。他們認為中國 歷史 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可信的上限只能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因為沒有實物，在這之前的 歷史 是後人偽造的。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這樣壹來，中國的 歷史 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壹小半，離現在不到三千年。
而遠在疑古思潮產生的兩百多年前，西方學者就不斷拋出“華夏文明西來說”。他們依據人類早期文明的某些相似細節，為自己的觀點找到壹堆似是而非牽強附會的證據，提出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巴比倫，乃至東南亞。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埃及說和巴比倫說。埃及說從漢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論，進而稱中國古代史實即埃及史，甚至考證出埃及人遷居中土之具體年代為公元前1122年。持巴比倫說的學者認為，很多古代文明都從巴比倫所在的兩河流域找到了淵源，斷言那裏是“人類文明唯壹的起點”。那麽，華夏文明會例外嗎？他們的觀點因為標新立異而彼此爭吵，很像盲人摸象的故事，壹群看不見大象的人在爭著吵著定義大象。
但這種思潮還是在中國獲得了很多粉絲，其中不乏著名學者。他們又從中國古籍中找到新的“證據”，有人說把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又有人認為是黃帝。他們同樣為此彼此爭吵。
不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都不能因觀點而被苛責。提出“華夏文明外來說”的西方學者絕大多數動機並不復雜，並非為侵略、殖民中國尋找深層的文化依據。受此思潮裹卷的中國學者也並非“數典忘祖”，他們都熱愛華夏文明，大多數人都為國家民族奔忙壹生，是無可爭議的愛國者。
在那個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作為主題詞的時代，近代科學思維剛剛進入 社會 科學領域，面對西方強勢文化挑戰、碰撞，中國文化被強烈質疑、進退失據。疑古思潮和“華夏文化外來說”能夠掀起波瀾，動搖的都是中華文化的根基，是文化失卻自信的征兆。更深層的焦慮在於，華夏文明還有沒有資格在這個人類星球上存續下去。
壹種文明，如果她從人類記憶的荒原裏徹底消失，就可以宣告她的真正滅亡。甲骨文石破天驚，抖落壹身塵土重新出現時，正是中華文化瀕臨滅亡的生死關頭，這就像壹個被人打倒在地奄奄壹息的武士，突然聽到童年時的歌謠，在壹片血泊中他又有了站起來重新戰鬥的力量。
當我們對這個時代氛圍有了充分了解之後，不能不感嘆殷墟甲骨的出現實在正當其時。疑古思潮以科學實證的觀點把華夏的 歷史 砍去半截，甲骨文以成熟系統的文字，以無可懷疑的實物方式把華夏信史向前推進了壹千多年。甲骨文以文字告訴世人，曾經只有文字記載的 歷史 現在有了實證，並非像學者懷疑的那樣向壁虛構。至於“華夏文明外來說”，包括殷墟出土文物在內的越多越多的考古發掘證明華夏文明獨立發展，自成體系，是人類唯壹沒有中斷綿延至今的古老文明。
當先祖捧出埋藏已久的寶藏，後世子孫無論再怎麽孱弱，有什麽理由讓這份傳承絕續三千多年的祖業繼續敗壞，而不能抖擻精神重振家業呢？這種強大的心理支持說不清楚，但充盈實在。
文化的力量是緩慢釋放的，柔軟的，隱性的，需要幾代人接力完成，現在輪到了我們。
文化的力量釋放到普通人的身上同樣是緩慢的，柔軟的，隱性的，難以捕捉到清晰的表現。當妳用手機在朋友圈發送壹個甲骨文表情，妳並沒有註意到妳與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發生了關聯，甲骨文豐富細膩了妳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