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顧頡剛 古史辨派 考古學 辨偽學 上古史 出土簡帛
壹、古史辨派的史料學定位
早年***同創立古史辨派的胡適和顧頡剛先生，中經變革，值其晚年，壹人以數十年之力校《水經註》，壹人以數十年之力譯《尚書》，其歸宿雖不必相同，其用心則確然相似。
許冠三先生曾比較顧、胡二人學術風格說：顧頡剛先生“他的晚年著述仍時有胡學烙印出現。即使是在頗有王風格的《尚書》諸篇校釋譯論中，《爾汝篇》的影子也是依稀可辨。《盤庚校釋·二》從文字文法語義上考證今本《盤庚》非商代原文各節，尤為顯著。”又比較顧頡剛與王國維二人的治學成就說：顧頡剛先生“最後二十年的工夫，則完全以立為宗，已發表的《尚書》諸篇校釋議論和待印行的《周公東征史事考證》，都是這壹時期的代表作。其造詣之高，無論就規模、見識、方法、資料與體例的全體或任何壹方面看，已遠在王國維的《尚書》研究之上。”許冠三先生並由此提出，顧頡剛先生是“四十年代由辨偽向考信過渡，六十年代後則以考信為主”。〔1〕（第六章《顧頡剛：始於疑終於信》）（P182）
就顧頡剛先生壹生治學路徑而言，晚年有較大變化是可以肯定的。不過，即便顧頡剛先生在對待《尚書》、《周禮》等重要典籍的態度上觀點已有較大折中，他總體上的疑古傾向其實並沒有改變。據錢谷融先生選自顧頡剛讀書筆記主編的《顧頡剛書話》，其中建國後所作的壹條《〈尚書〉學工作計劃》，所列計劃***有8項：（1）《尚書今譯》；（2）《偽古文尚書集辨》；（3）《尚書余錄》；（4）《尚書學書錄》；（5）《尚書集解》；（6）《尚書文字合編》；（7）點校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8）點校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2〕（P278－279）總體而言，仍以辨偽性質居多。近年有學者提出，顧頡剛先生雖然放棄了20年代曾引起軒然大波的“禹為蟲”的假設，但在50年代所作學術筆記中，仍有“禹之為蟲，又得壹證”的思考，“顧頡剛對‘禹’的懷疑至死也沒有放棄。”〔3〕（P6） 本文同意這壹看法。
在顧洪據顧頡剛讀書筆記選編的《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有《科學思維與宗教、神話之聯系；向新的知識領域探索之不易》壹條，說：“四十年來，為予辯論古史，不知中了幾多明槍暗箭；前數年中被批評尤甚，假使予自信力不強，真將被迫作全部否定矣。其中當
然有若幹假想，但古史本屬破甑，不作假想就聯系不起；至於其中之科學成分，乃可壹筆抹殺乎！‘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間經驗在也。”〔4〕（P247－248）反映了他“歷劫終教誌不灰”的精神。
建國以後古史辨派頓失學術主流位置，經過50－60年代農田水利整治過程中的考古文物集中發現，特別是70－90年代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考古學的前沿作用已為學界廣泛認同。正如鄭良樹先生所說：“就古籍辨偽而言，竹簡帛書出土所帶來的震撼，恐怕與古史辨學派新說的震撼不相伯仲；因為古史辨學派為古籍真偽帶來‘石破天驚’的新說，而竹簡帛書卻為這些新說帶來‘冷酷無情’的否決，盡管這些否決不是全面的。”〔5〕（《論古籍辨偽的名稱及其意義（代序）》）（P3）
在新的學術趨勢下，顧頡剛先生等於《尚書》學的關註是有所期待，還是有所創新，抑或是出於自守，就目前已發表的資料而言似尚難以判斷。在50年代，當古史辨派受到政治性的批判時，顧頡剛先生曾極力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當時政治界學術界包括顧頡剛先生部分好友在內的積極努力，是將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學的層面，而顧頡剛先生自己則也將古史辨派的“下限”降格到史料學層面，這種史料學定位壹直持續到1980年顧頡剛先生逝世，其中除了學術評價以外，不無對古史辨派予以政治保護的含義。
《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古史辨〉與史料學》壹條載有方詩銘對古史辨派的評價：“詩銘雲：‘史學該和史料學分開。在建立新史學上，《古書辨》固然負不了這個任務。但在建立史料學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4〕（P248）顧頡剛先生稱此語“似頗公允”。據方詩銘所說，當時對顧頡剛先生的評價尚有屬民族資產階級還是買辦資產階級之說，相比之下史料學的定位已是十分寬容的了。又據《顧頡剛書話》中與上文蟬聯的《考據學為史料學基礎》壹條：“詩銘又雲：‘凡是新事物都是在舊事物中發展出來的，新史學自當由舊史學中發展出來。而舊史學之方法為考據，故考據亦當批判接受。’”顧頡剛先生於引文後加按語說：“考據學者，史料學之基本方法也。”可知當時他自己也是使用的史料學的術語。
1956年11月，胡繩在壹篇文章中曾說：“所謂‘古書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壹種史料考訂工作。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學範疇內的壹個命題，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從前人關於古史的各種記載，這個命題對於整理周秦兩漢時代的記載古史的文獻是有用的。雖然整理文獻的結果會有助於了解古代歷史，但是當然不能把上述命題當做古代歷史本身的規律。《古史辨》的編者說：‘我對於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古史辨》第3冊顧頡剛先生自序中指出，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的書其實是‘古書辨’，而不是‘古史辨’，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這個意思我們以為是對的。）”〔6〕（《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論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歷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觀念》）（P145）到1993年5月在蘇州召開的“顧頡剛先生誕生壹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胡繩又重申了這壹觀點。（見胡繩《顧頡剛古史辨學說的歷史價值：紀念顧頡剛先生誕生100周年》，原刊《北京日報》1993年11月30日，題為《由顧頡剛的“古史辨”提出壹個問題》(題目為編者所加)；又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5期，題為《在紀念顧頡剛誕生壹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又載《學習與探索》1994年第3期，題為《顧頡剛古史辨學說的歷史價值：紀念顧頡剛先生誕100周年》。）
二、對考古學的冷漠及《孫子》辨偽的缺憾
在這樣壹種“守勢”狀態之下，顧頡剛先生對於考古學的看法大體沒有改變。
在上引《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的《〈古史辨〉與史料學》壹條中，顧頡剛先生說：“《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壹方面，將來地下發掘工作壹定大發達，也必須將古史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實物和書籍記載相印證，從兩重證據法上作確實的考定。”〔4〕（P249）說明他壹方面預見了考古學的大發展，另壹方面又堅持了先辨偽學、後考古學的兩階段觀點。同書中《研究中國古史必由經學入手》壹條說：“現代學者，無論治考古學、古文字學、社會史、民族學，皆欲跳過經學的壹重關，直接從經中整理出史來（如王靜安先生即其最顯著之壹例）……然此不可能。”〔4〕（P291－293）另壹條《夏族起源與發展》說：“夏代歷史，除《史記》所載王名外，竟是壹片空白。予曾與考古家夏鼐同誌言，《左傳》有‘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後臯之墓也’之語，最好將此陵發掘壹下，或可得些實物證明。以予推測，三代惟夏稱‘夏後’或‘夏後氏’，而在甲骨文中，‘後’字為‘毓’，毓像婦人產子，或夏尚為母系社會，即使不然，此名亦是母系社會之所留遺。”〔4〕（P40）同樣堅持了疑古辨偽為考古學服務、考古學不能脫離疑古辨偽的觀點。
在此情況下，顧頡剛先生在他有機會接觸考古學最新進展的條件下，往往表現出不該有的冷漠態度。以下試舉二例。
（壹） 關於五六十年代的考古收獲
《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載有顧頡剛先生在1962年的壹則筆記，題為《新出土文物與文獻之結合》，說：“沈從文同誌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有年，深慨文獻與文物之未能結合，因言解放以來，至今1962年，發見古物已逾400萬件，整理作報告者已難其人，欲其作專題之研究以充實史學者更屬絕無僅有。而今日已有之資料，足以解釋《爾雅》、《考工記》，糾正《三禮圖》者，不勝枚舉，長此耽擱，可惜孰甚。並謂所發墓葬，其中制度，凡漢代者，以《禮記》證之皆不合；凡春秋、戰國者，以《禮記》證之皆合；足證《禮記》壹書必成於戰國，不當屬之漢人也。又雲：《列士傳》、《列仙傳》諸書，向以為非劉向作，而今日漢墓所出石刻畫像，足證諸書實成於漢代。予謂諸書為漢人作是壹事，諸書非劉向作則為另壹事，即劉向實為之，亦不能保無後人之羼廁，猶之年鑒、手冊、字典之日在遷變中也。”〔4〕（P175）
建國後至1962年是考古學總體上有較大發展的時期。有大量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遺址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現，特別重要的是1954年春，文化部主辦了“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展出各時期出土文物3700余件，翦伯贊先生為此撰文，提出“考古事業的新時代來了，我們將以最大的註意應接新的發現”，（翦伯贊《史料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P59，原刊《光明日報》1954年5月20日。）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夏墟”調查組在豫西發現了偃師二裏頭遺址。1961年，夏鼐先生主編了《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壹書。顧頡剛先生的筆記記錄極為翔實，由沈從文所說400件文物的總量以及墓葬、石刻畫像來看，說明考古學的研究在禮制等制度史研究方面已開始有所突破。但是，對於這樣重要的成績，從顧頡剛先生的態度來看，是比較冷漠的。比起他早年批評章太炎，“說漢唐的衣服車駕的制度都無可考了，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圖畫與明器中還保存得不少”〔7〕（《自序》）（P26）的情況，在學術敏感上已有所減退。對沈從文“足證《禮記》壹書必成於戰國”的意見，他沒有給予評論。對《列士傳》、《列仙傳》諸書實成於漢代壹事，他認為即使為漢人所作也不壹定非劉向所作，即使是劉向所作也不壹定沒有增刪，態度上明顯偏於消極。所謂“猶之年鑒、手冊、字典之日在遷變中也”的說法，已沒有多少建設性的意義。與此相關聯的尚有《研究中國古史必由經學入手》壹條，說到：“戰國時有偽撰神農、黃帝書者，西漢時自會有偽撰周公、孔子書者。不必為劉歆，在此大潮流中之作者固多矣。……各時代各有其需要，即各有其托古，本是壹長流，不能但指其壹節。康氏但斥劉歆，錢賓四等但為劉歆辯護，皆非也。”〔4〕（P291－293）在假設漢代有壹造偽潮流前提下，認定即使劉歆未曾造偽也必有其他漢人造偽，以此為劉歆遍偽群書之說辯護，而並沒有考慮到吸收考古學的成果。
（二） 關於《孫子》的辨偽
《顧頡剛書話》中載有壹條重要筆記，題為《劍橋格芮菲司來詢〈孫子〉書之年代》〔2〕（P161－165），時間為1972年，當時顧頡剛已80歲。當時，英國劍橋新學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因為翻譯《孫子兵法》，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詢問有關《孫子》書的年代等***6項問題：壹、幾世紀來的中國學者，除掉極少數的例外，都承認《史記》裏面的《孫子傳》是正確的，《孫子兵法》也是可靠的，這個意見現在怎樣了？二、在過去700年間，中國史學或其他學術刊物，有沒有孫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怎樣能得到這些材料？三、關於《孫子兵法》中“彍弩”和“發機”的問題。四、關於鐵制兵器使用的年代問題。五、關於馬車在戰爭中的使用方法問題。六、關於毛澤東等人對《孫子兵法》的引用和評論問題。
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來函上作了批示，除第2項問題外，***有5條批示：壹、《孫武傳》不可靠，是小說。《孫子兵法》是戰國時書，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孫臏也難定。《韓非子·五蠹》篇有“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足見流傳甚廣。二、弩在古代用銅制，不必涉及鐵的問題。三、鐵兵的使用是在戰國末期。鐵的使用可以提前，作為耕具，在戰國相當普遍。春秋時的鐵器尚未從地下發現。四、駟馬之乘可以用作戰車，也可以用作普通的乘輿和打獵，殷王打獵用兩馬拉的車子。五、毛澤東和其他將軍們在文章中偶有《孫子兵法》的引用，但沒有專門的研究性評論。
在作出這5項非常具體的批示以後，郭沫若安排顧頡剛先生書面答復格芮菲司的詢問，實際上主要是在第壹條批示的指導下，回答第二項問題。根據顧頡剛先生的治學風格，雖然已有郭沫若的批示，他也壹定會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真實看法，所以這封答復應當視為史觀派的郭沫若與古史辨派的顧頡剛先生合作的壹項***同成果。
郭沫若的第壹條批示實際上回答了三個問題：壹、《史記·孫武傳》不可靠；二、《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是戰國時期；三、《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否孫臏，難於確定。
顧頡剛先生在20天後作出了答復，結論部分說：“從以上諸證看來，《孫子》決不作於春秋時。既不作於春秋時，即與吳軍攻楚入郢無關，《史記·孫武傳》全不可信。……孫臏殺龐涓是前三四壹年的事……但何以說他和吳國有關系？書中已兩次提到越人，我們可以猜想：前三四壹年，齊伐魏救韓，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其後田忌奔楚，楚封田忌於江南，江南即吳境，說不定孫臏跟了田忌去，就在那裏寫出他的兵法。後人弄錯了時代，說他是春秋時人，另外造出壹個幫助闔閭伐楚的孫武來，這故事就為司馬遷所采取了。”顧頡剛先生的這項結論也可以分析為三項：壹、《史記·孫武傳》全不可信；二、《孫子兵法》決不作於春秋時，而成書於戰國時期；三、《孫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孫臏。
在此之前，《古書辨》7冊中沒有討論孫子的專門文章。梁啟超的《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考釋》有簡短的考證，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第七為《孫武辨》，第八十五為《田忌鄒忌孫臏考》，梁、錢二人都斷定《孫子》為戰國人偽托。在作出結論之前，顧頡剛引證的“以上諸證”有11家，較錢、梁二人都詳。其中自宋代以後有梅堯臣、葉適、高似孫、陳振孫、胡應麟、姚際恒、全祖望、姚鼐等8家，日本齋藤拙堂、武內義雄2家。最後壹個結論註明出於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的《田忌鄒忌孫臏考》，***12家。歸納起來這些考辨有如下論點：1、《左傳》述吳國事甚詳，而不載孫武；2、《國語》也述吳國事甚詳，而不載孫武；3、成書於東漢的《越絕書》也很少記載孫武；4、《孫子》所述為戰國戰術，非三代戰術；5、《孫子》講權詐，與春秋時講禮義不合；6、春秋時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吳國不可能興師十萬；7、春秋時各國都由卿率師出征，沒有專任將軍的，孫武事與春秋制度不合；8、孫武以婦女實驗兵法不可信；9、春秋時大夫的家臣稱大夫為“主”，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以後稱謂沒變才稱國君為“主”，10、《孫子》中稱國君為“主”，說明此書作於戰國時；11、《孫子》中載“越人之兵雖多”，說明此書作於越強於吳之後；12、《孫子》中載“吳人與越人相惡”，說明此書作於吳越相仇之後；13、《孫子》內容與《戰國策》中所載孫臏之言相似，說明孫子即戰國時的孫臏；14、《孫子》有《勢篇》，而《呂氏春秋·不二》說“孫臏貴勢”，說明孫子即戰國時的孫臏。再加上這次詢問中所涉及的壹條：“弩”的使用大概在前400年左右，而《孫子》中正有“弩”的記載。這總***15條論證，從邏輯上確有令人信服的推論，給人以《史記》不可信的“印象”。但在上古史研究方面邏輯上的推論即使可通，仍然含有危險性，沒有錯誤的推論並不壹定就是對的，已有不止壹件事例證明了這壹點。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在這條筆記的末尾，顧頡剛先生寫道：“聞今年山東某地出土木簡《孫子兵法》，視今本倍多，不知何時可見到。壹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陳金生君來談及。”這段話不知是否補記，前面的部分沒有註明時間，如果這段話是補記，按文意前面的部分也應寫於1972年，在這段話所說的8月23日之後。所說正是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竹簡的大事，完全推翻了宋代以來對《孫子兵法》及《史記》孫武傳的種種懷疑。這次考古發現（同年出土的還有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與顧頡剛先生的上述考辨在同壹年發生，正可看作古籍辨偽與考古研究兩種方法的明顯差異，而顧頡剛先生壹生所從事的古史辨和古籍辨偽工作，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大量簡帛文獻的出土可謂失之交臂，無疑便成為20世紀學術史上最令人惋惜的壹件憾事。
參考文獻
〔1〕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2〕錢谷融、印永清.顧頡剛書話[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王學典、孫延傑.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
〔4〕顧洪.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
〔5〕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6〕胡繩.棗下論叢（增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7〕顧頡剛.古史辨（第壹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翦伯贊.史料與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相關文章：顧頡剛與考古學——提出“戰國秦漢造偽說”時期——古史辨派研究之四（張京華）
顧頡剛與考古學——提出“層累說”與創立古史辨派時期——古史辨派研究之三（張京華）
“疑古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古史辨派研究之二（張京華）
《古史辨》辨名——古史辨派研究之壹（張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