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曾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著有:《鄂國金佗(左禾右卒)編、續編校註》、《盡忠報國———嶽飛新傳》、《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階級結構》,論文集《錙銖編》。
筆者曾在《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25日《主編癮和廣告熱》壹文中斷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齡段的治史者的學力而論,任何人也不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他們怎麽能夠勝任大部頭古代通史、專史等的主編?”這個論斷對史學內行而言,當然不是什麽秘密。這個年齡段的人,由於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學問荒疏十年多,其學力自然有限。筆者說這句話的目的,無非是為提醒外行,特別是媒體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當,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實不符的虛假廣告而已。
壹個偶然的機會,見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圖版《中國通史》,其上署名為“白壽彜總顧問,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史學會編”。對於兩位主編,素無壹面之交,但對兩位的學問,還是有所耳聞,知道他們並無對全書進行質量把關的學力。於是就費力地尋找,到底誰是握筆者,找了多時,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測,是否列名文字編輯的八位即是握筆者。既然尋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順手翻閱壹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個字,太不像話。記得筆者曾為某先生私下評論四句話:“壹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氣力,四不願負責任。”筆者至此才意識到,兩位主編顯然也與此先生同流,以空頭主編為樂。
時隔壹年有餘,有壹些參加對此書提意見的中年學者向我敘述了情況。據他們說,其實就是壹位主編所在單位的人民大學也全然不知此書出版的經過,只知出版社臨時找了壹些全未經過史學訓練者,將今存的各種通史之類胡亂傳抄,拼湊成書。但他們的壹致看法是此書豈止錯誤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來此書是空頭主編和南郭先生輩合作之結晶。
現在借到手頭的,是此書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壹個醒目的新榮譽:“本書最新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在動手撰寫文章時,才對此書大略地翻閱了壹遍。
此書畫了不少人物畫,但作畫者顯然沒有各個時代的服裝、兵器之類頗有不同的史學常識,不管哪個時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飾。此書第1卷233頁題為“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還有其旁的畫,無疑是依據《三國演義》的。《後漢書》卷82,《三國誌》卷29《華佗傳》均不載此事,而《三國誌》卷36《關羽傳》確有他“刮骨去毒”的記載,但並無醫生姓名。《三國演義》將兩事捏合,固然是小說家的巧妙,卻非歷史。
第2卷第10頁的“蜀漢桓侯張飛像”,又是仿照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形象而畫,黑臉虬髯,腳踏馬鐙,躍烏騅馬,手挺丈八蛇矛,給人壹種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國誌》卷36《關羽傳》和《張飛傳》只是說關羽“美須髯”。至於關羽紅臉、臥蠶眉、丹鳳眼,張飛黑臉、豹頭環眼、燕頷虎須之類,又屬後世小說家流的藝術虛構。作畫者顯然不知三國時至少還未發明馬鐙。至於丈八蛇矛、青龍偃月刀之類兵刃,?也是後世小說家按元明時代的冷兵器杜撰者。從考古實物看來,商周時代的青銅兵器尚可保存,後世的鐵兵器反而容易朽爛。史稱張飛在當陽“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擋住曹操追兵。依東漢孝堂山畫像石和沂南畫像石中的矛的形制,與商周時的矛相近,應非蛇矛。傳世最早的兵器圖已晚至北宋的《武經總要》,也不見蛇矛的兵器,刀有壹種“掩月刀”,應是後世所謂“偃月刀”的鼻祖。史稱嶽飛當小軍官時,曾“持丈八鐵槍”刺死金將黑風大王,但也無以考究是否即是後世所稱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許還是宋代部份。第3卷第26頁有壹標題稱“儒將曹彬”,這是筆者聞所未聞的新發明,然而查遍《宋史》卷258《曹彬傳》,也未見有他喜讀儒經的記錄,“儒”字又從何而來?
第30頁特別記載了楊宗保與穆桂英喜結良緣,破天門陣,作為信史,介紹給讀者。其實,已故前輩學者余嘉錫和聶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證。楊家將的傳世史料十分有限。楊業是壹員勇將,但地位只相當於今壹個戰區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後世訛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歲出征的離奇故事。人類史上至今還未出現過百歲老將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記錄。楊業之子有楊延朗等,後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裝神弄鬼,捏造傳說中的道教皇帝趙玄朗是自己祖先,楊延朗不得不避禦諱,改名延昭,這還是楊業死後二十六年的事。楊延昭的兒子就是楊文廣,其妻慕容氏。歷史上本無楊宗保和穆桂英壹代,更沒有荒誕離奇天門陣。
第37頁上有“宋代開始恩蔭制度”,其中說恩蔭始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願意在此考問壹下兩位主編先生,依妳們的學識,歷史上的恩蔭制度應始於何時?
第93頁上有“梁紅玉的傳說”,書中還特意為所謂“梁紅玉”畫像。其中壹位主編的老師,也是筆者的先師鄧廣銘先生早已考證,韓世忠妻梁氏史書無名,紅玉系後人杜撰。知此位主編讀過老師的韓世忠年譜否?妳們倒不妨以鄧先生的考證對照壹下大作中的“傳說”,又合了多少史實?
第94至97頁是的嶽飛事跡,也多半是傳說,什麽嶽母刺字、風波亭之類,全不見於宋代史籍。他書寫的出師表、還我河山之類,又屬後人偽托。“大鬧朱仙鎮”竟全抄《說嶽全傳》的虛構故事,竟將“八大錘”作畫,又按《說嶽》稱完顏兀術為“金兀術”,須知歷史上的金朝都元帥兀術從來也不姓金。此書既印有南宋的中興四將圖,圖上有真實的嶽飛臉相,卻又在作畫時將他畫成京劇中的須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壹些簡單舉例,說明此書往往將傳說誤作歷史,甚至連傳說也無據,如曹彬是儒將之類,實為信口雌黃。傳說與歷史必須嚴格區分,不過是現代史學的啟蒙常識。可知作者並未踏入現代史學的門檻,卻大膽地任意創作,信口胡謅,誤導讀者。故稱之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輩,應非冤枉。當然,如要追究責任,又非兩位名人主編莫屬,出此等作品,難道不感覺羞恥?
壹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林甘泉先生相遇,談及此書。林甘泉先生當時已被人盛情邀請,為主持此書修改的主任之類,他自然關心此事,後又與筆者通了電話交談時沒有錄音,如今大致可將筆者的談話整理為以下幾點:
第壹,《說嶽全傳》的虛構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書就不是壹般意義上的低劣產品。說得文雅壹點是未入流,說得粗野壹點是在穿開襠褲水平之下。既是兩位“名教授”主編,不能不成為中國大陸史學界的醜聞。
第二,此書動用了堂堂中國史學會的名義。中國史學會是不是主編開的店鋪?結果當然是醜上加醜,又成了中國史學會的醜聞。
第三,中國圖書獎的評委們是吃乾飯的嗎?既然評上此書,自然又成堂堂中國圖書獎的醜聞,三重出醜。
第四,***產黨的三大作風之壹,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主編身為黨員,該不該公開做個象樣的檢討?
方今史學界的歪風邪氣固然不少,但筆者思考再三,最壞莫過於趨炎附勢風、空頭主編風、拼搶名位風、剽竊風等,而趨炎附勢風又勢必占據首位。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中,本來應被人們嗤之以鼻,而視同棄物者,反而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為之吹喇叭,不惜動員和組織人力修補,為之擡轎子,聊以遮醜。人們不禁會問,此類咄咄怪事是怎麽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的必然性,此類偶然性的醜聞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蓋空頭主編風與趨炎附勢風相得益彰耳!這正是當前史學界學術道德水平嚴重下降的壹面鏡子。
古代盡管是等級制社會,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強調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律己。按照馬克思設想的新社會,當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對人民即使能夠做到上交諂,倒不是壞事,可惜在許多事物過份權勢化的現實中,往往把馬克思規範的新的倫理關系顛倒過來。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陳寅恪那樣知識分子,十分看重“清高”兩字。然而似乎是與時俱進,“清高”兩字在現代史學界中簡直就很難占據應有的地位,唯勢利是視,唯實惠是撈,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學。
風氣所開,壹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壹大發明,就是“盛世修史”,不僅在傳媒上出盡風頭,將來也無疑會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鋪陳濃墨重彩的壹頁。但筆者亦願借此機會向這位主編提壹個十分簡單的問題,何謂盛世,盛世應有哪些標準?治史積年,總不至於連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負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結果,還是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壹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別給筆者打來長途電話,勸我壹定要盡力而為,關註隨便揮霍民脂民膏的行為。我聽後確實十分感動,就在2003年6月1日《文匯報》上寫了篇《編纂〈清史〉的兩點芻議》,善言規勸壹位主編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請來壹批臺灣專家,***商大計,給他們每人壹間五星級賓館的高檔消費。臺灣同行的財富當然非大陸可比,但他們卻發表看法,認為接待過份奢華,他們出外,住三星級飯店已經足夠。當然,誰也不可能否認,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國民財富有了很大增長。但中國仍然是窮國,大部分家庭壹次出手那怕壹百元,也相當不易,甚至艱窘。有什麽資格和理由,應當如此闊綽地、大手大腳地揮霍民脂民膏。面對全社會大部分生活不寬裕的人們,妳們難道就不虧心嗎?這難道就是***產黨員為世人樹立的榜樣?《北京晨報》2003年10月28日載,壹位清華大學學生王紅球連續三年,用各種方式資助湘西貧困學生升高中。當地壹個女孩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愛的書包”。我倒要奉勸這位主編大人,去讀壹下這份報道,對照自己,不知當如何感想?
隨著世風日下,人們做壞事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並且互相攀比,就不免產生另壹個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就是人們的臉皮愈來愈厚,說得文雅壹點,是不知羞恥為何物。過去羞於啟齒的話,現在變得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過去羞於動作的事,現在變得可以明目張膽地做了。據若幹參加此書修改討論會的中年學者說,壹位主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面對壹批後輩,仍然是居高臨下,面無愧色。也許在壹種意義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錢者,猶如資本家雇了壹批傭工,為我修改,就是天經地義。但學界畢竟還是學界。筆者曾自問壹下,如若自己也主編此書,只怕還是在壹年半載之間,就羞於見人了。
據說,壹位主編盡管個人的專著甚少,而由他主編的書竟然達壹百數十部,這倒可能開創空頭主編的世界吉尼斯記錄。前面說到榜樣,人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主編又為後輩學者樹立了什麽榜樣?是不勞而獲的榜樣(記得筆者在中學上政治課,其中的重要教導就是不勞而獲可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是當空頭主編,就有理由對質量不負責任的榜樣?是竊取中國史學會的名義,在世上招搖撞騙的榜樣?此種榜樣難道就應當在學界代代相傳,而發揚光大?
最後還不妨提壹件舊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師,當然也是壹位主編的老師張政烺先生,與這位主編同去山東,參加研究生論文答辯。張先生當然以學識淵博、治史嚴謹著稱,內行人無不欽敬。這位主編在那裏發表演講,雖是口才極佳,縱論上下數年史,卻是謬誤接連不斷。張先生向來極少臧否人物,但這次卻因他不懂裝懂,忍不住發表評論:“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麽指導別人?”筆者聽到老師的評論,也不免發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學問之大,再高明的學者,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知之甚少,並不足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果不知而強以為知,或不免淪為騙子。”
按照中國尊師重道的傳統,這位主編得知老師的批評,不知是否會有幾分汗顏?針對我提出公開檢討的問題,有人說,所謂自我批評,不過是說說而已,生活中又見到幾人能做誠懇的自我檢討。我說,此斷言不必下得過早,不妨拭目以待,看壹看***產黨員是怎麽履踐本黨的宗旨和作風,挽回給史學界、中國史學會和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
後記: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1輯,但被刪去了關於榮獲中國圖書獎等內容。分明是學術垃圾,卻加之以中國史學會編和榮獲中國圖書獎的金色包裝,也足見目前的學術腐敗進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將壹些帶頭搞學術腐敗的人尊為太師爺,由他們引導“時代的新潮流”,中華學術又將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這個頭,是非曲直,應有公論。
又本文原作“壹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壹大發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為“壹位主編接過古代文人的所謂‘盛世修史’”。據本人查閱壹些古籍電腦軟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餘處,卻無壹處“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餘,而是壹位主編之專利,此處改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