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的發展和繁榮必須在文字出現之後。文字是壹種載體，通過它，人類的思想活動及其成果才得以保留下來，並籍此進行交流和傳之後世。有了文字，於是記事散文（如我國的歷史散文）誕生了；有了文字，古代的口頭文學也才得以記錄、流傳下來（例如我國的《山海經》就是收集和保存古代深化的主要書籍）。春秋戰國之際，由於時代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文字及其記載工具日趨完善，我國文學發展的第壹個高峰躍出地平線。在這個時期，詩歌旗開得勝，出現了《詩經》和《楚辭》；而散文更是碩果累累，先後湧出了壹批光耀千秋的著作，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和《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諸子散文。《山海經》也是在這個時期成書的。
那麽小說呢？作為故事性散文的小說又如何呢？文學家認為，我國直到魏晉時期才有比較象樣的小說，其標誌是《搜神記》和《世說新語》的問世。《搜神記》是誌怪小說集，《世說新語》是誌人小說集，都已初具規模。然則起萌芽階段當在何時？文學史家說，可上溯到兩漢時期，因為這時期已出現諸如《說苑》和《新序》這壹類略具小說雛形的故事性散文了。
我認為，早在戰國初期，我國就有很象樣很有水平的小說了，只不過當時散夾在歷史散文之中而沒有另立門戶而已。當時，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沒有意識到這個樣子的散文就是小說。科學的小說概念只有到近現代才形成，而在古代還是不不可能被認識。戰國初期的小說還沒有自己的戶口，是很自然的。短小的有虛構成分的故事性散文與歷史性散文本是同宗（同為散文），在文學發展的幼年階段聯袂出現，不加區別地***處壹個大家庭中，應該說是合乎規律的。
近讀《左傳》（系戰國初期人撰寫，並非左丘明所作），我發現《曹劌論戰》就是壹篇精練的小小說，壹篇歷史小說，符合現代小說觀念、可與現代小說相媲美的優秀之作。
何也？
首先，從文體的本質特征來說，小說基本上是虛構性的散文。虛構是小說的本質特征，是小說的必需。有虛構成分就可稱其為小說,從這個角度說,有無虛構成分是判斷壹篇作品是不是小說的最重要的標準。《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三國誌》是歷史。為什麽？就因為前者有虛構成分，後者則無。
《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壹方面根據《三國誌》的史料寫的，另壹方面又大量吸收了宋金元幾代民間藝人的創作成果(包括曲藝和戲劇)，所以變得真真假假，真中有假，假中不無真的蛛絲馬跡。在書中，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背景都只具原型和本身意義而已。人物的姓名是真的，其性格和具體行為方式卻是假的。歷史上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小說中大大地被醜化了，諸葛亮由人間軍師變成神仙人物，傲慢而無政治頭腦的關羽儼若聖人（忠義的化身）。赤壁之戰，經統計，總***寫了八萬字之多。但是，直接寫戰爭的不過什壹，而用於戰前（從諸葛亮赴江東策動聯合到兩軍正式鏖戰之前）戰後（從曹操敗逃途中的三笑到返回南郡的壹哭）不惜筆墨渲染鋪墊。其間多少虛妄語，更有徹頭徹尾地杜撰（如空城計）。前人評《三國演義》為“七分真事三分假”，是有事實根據的。總之壹句話，《三國演義》的人物是藝術形象或藝術典型，不復是歷史人物了。
《曹劌論戰》與《三國演義》是相類似的，同是歷史小說，其中人物是藝術典型。《曹劌論戰》是根據《春秋》（《春秋－莊公十年》中的壹句話記事（即“公敗齊師於長勺”）而鋪寫的。壹句話發展成壹篇，寫作時間不同（壹在春秋，壹在戰國初年），作者不同，豈能沒有虛構的成分？
曹劌，歷史確有其人，是春秋時魯國武士或曰大夫。武士也罷，大夫也罷，都不離國君左右，生活在宮廷中，有官職，食官俸。他們的***同特點是畏君如虎，在國君面前說話唯唯諾諾。反觀〈曹劌論戰〉中的主人公則不然，他來自鄉下，終日與鄉民為伍，無官職，無官俸，也看不起食肉者，認為“食肉者鄙，未能遠謀”），不用說畏君如虎，此乃壹民間聖哲，素質不凡，有愛國之心（當國難到來時，主動請纓，以天下為已任）。既懂政治(與魯公戰前決策對答足以證明)又懂軍事（臨戰鎮定自若，有大將風度，善於選擇戰機以組織反功，又善於審時度勢進行追擊）。這概括了春秋戰國這個巨人湧現時代眾多巨人的***性。當其時，齊強魯弱，以常情論之，弱必敗，而長勺之戰反是（長勺之戰是我國古代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怎樣解釋這種歷史現象：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壹個戰爭性質和民心向背決定作用的問題。在武器不發達的當時，這是符合實際的（曹劌的主動請纓即是反侵略戰爭能廣泛動員人民參戰的壹個明證）。可是，由於時代局限，人們把致勝原因過分地歸於統帥個人的指揮能力。當時的魯國統治集團並未能提供這樣壹位理想的統帥(史書無此記載)，故而到戰國初期的作者便通過藝術手法虛構壹位來，這就是不食君祿的民間聖賢--曹劌。以至後來，作者創造的這個藝術典型弄假成真，由虛變實，竟然成了歷史人物，而那些編造的情節也成了歷史事實。這和《三國演義》的情況是壹樣的，那些藝術典型在相當大範圍內的讀者心中無不成為歷史人物。藝術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的。
其次，從小說的要素來看，《曹劌論戰》也不失為壹篇典型的小說。這裏，有人物（塑造了壹個藝術典型），有環境（齊強魯弱的歷史背景、風雲突變的戰爭環境，從鄉間到宮廷到戰爭的場景變換），更有故事(長勺之戰的全過程)、情節（戰前的決策、戰後的先防後攻及追擊、戰後的總結）和細節（如“下祝其轍，登軾而望之”等等）。什麽都有，很完整。相對後來魏晉時期的誌怪誌人小說，似乎還要成熟些，就是和現當代的小說相比也毫不遜色。文學創作，本來就是個時代氛圍和個人素養（包括稟賦、閱歷、學識在內）問題，超越常規和超越平均數是可能的。巨人輩出的時代當用超常的眼光去看待。
我的結論：《曹劌論戰》是壹篇小說（歷史小說），不是嚴格意義的歷史。由此可見，早在戰國初年，我國就有很象樣的小說了。在那樣壹個文化發展的高峰期，出現這類小說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