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各文明中，有沒有民間的、私人的天文學傳統，也許是壹個事關重大的問題——這種傳統很可能和現代天文學的興起有著內在的聯系。在古希臘，以及古希臘精神財富的繼承者歐洲，確實有著私人天文學的傳統，（盡管這種傳統有時候若隱若現，不太明顯）。只要看看古希臘的天文學家，如愛奧尼亞的塔利斯（Thales）、撒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尼杜的歐多克斯（Eudoxus）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等等，都不是官方的天文學家。相傳歐多克斯就有自己的私人天文臺。
而在古代東方各文明中，要發現這樣的傳統就不太容易。在封建專制政權中，天學事務總是由皇家直接擁有和經營。古代中國的情形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官營天學的傳統在中國持續了至少三千年之久。如果我們相信——現在看來沒有什麽理由不相信——《尚書·堯典》所述帝堯分命天文官員去四方之事，那就顯然可以將這壹傳統追溯到更早。至於象古希臘那樣私人性質的天學活動，我們在上面壹章中已經看到，在中國直到明代中葉，壹直是非法的（僅在南北朝時期出現過壹個可能的例外，我們將在下壹章專門談到）。
2
天學既然是皇家禁臠，那就不難想象，在古代中國，從事天學事務者自非等閑之人。事實大體上也正是如此。不過此事也有壹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上古之時，從事天學者非常神聖（例如，我們已經看到帝舜曾親自去“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數千年後，到了明清時代，欽天監裏的那些天學官員就只是壹些平庸而瑣屑的小人物了。這與天學在古代中國最先是王權確立的必要條件，後來演變為王權的象征，再演變至末期而僅成王權的裝飾，正好完全對應。重要的事由精英人物來做，不重要的事只需由平庸人物去幹，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最先從事天學的是何等樣人? 當然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竟是現代人通常概念中與科學家相對立的人物——巫覡(女巫曰巫，男巫曰覡)！
巫覡的職責，就是溝通天地人神。這在今天，自然被認為是迷信、是騙人的無稽之談。但是在上古社會中，他們卻因此而被認為是非常神聖的人物----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介於人神之間的半人半神狀態。而巫覡與王權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張光直等人的研究早就表明∶在上古時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師，而且是群巫之首。張光直說∶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創立者們)的所有行為都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擋洪水的神力，所謂“禹步”，成了後代巫師特有的步態。又如商湯能祭天求雨；……據蔔辭所記，唯壹握有預言權的便是商王。此外，蔔辭中還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夢的內容。所有這些，既是商王的活動，也是巫師的活動。它表明∶商王即是巫師。[1]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古代中國“通天者王”的政治觀念，巫能通天，進而為王，自是順理成章的意料中事。帝堯之任命天文官員，帝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行事與商王作為群巫之首而祭天求雨等等，正是同壹性質。後世帝王仍要領頭進行祭天等多種溝通天地人神的儀式，從中也不難看出上古時代作為群巫之首的流風遺韻。
然而帝王畢竟還有壹大堆人間政務要處理，巫覡們的司職，不可能長期去全力從事。因此自然就需要專職進行通天事務的巫覡為之服務。有了為自己服務的通天巫覡，也就是有了自己的通天能力，王權於是得以確立。可知上古之時，通天巫覡的地位是何等神聖而神秘。
對於這些神秘的通天巫覡，我們今天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早期歷史線索，必須歸功於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司馬遷給出了壹份稱之為“昔之傳天數之者”的名單∶
高辛之前∶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鹹。
周室∶ 史佚、萇弘。
宋∶ 子韋。
鄭∶ 裨竈。
齊∶ 甘公。
楚∶ 唐昧。
趙∶ 尹臯。
魏∶ 石申。
對於這份名單，我在《天學真原》中已作過較為詳細的研究，[2] 考證的細節這裏不再重復，僅概述其結果及意義如下∶
司馬遷所提供的上述名單，以巫鹹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重、黎、羲、和、昆吾，皆為上古時代專司交通天地人神之巫覡，其人其事，多在傳說之間。後半部分，自史佚以下，則皆為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星占學家，其行事在史籍中皆有記載，確切可考。至於巫鹹，原是殷帝太戊時的著名巫者，後來被視為上古巫覡之化身，巫鹹也就成為巫覡的***名。
司馬遷“昔之傳天數之者”名單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顯示了古代中國天文-星占之學與上古通天巫覡之間的歷史淵源。這種淵源、或者說古代中國從事天學之人的身份的演變，可以表示如下∶
通天巫覡 → 星占學家 → 天學家
必須註意的是，這三者在本質上其實是相同的，區別僅僅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出來的表面色彩。
司馬遷所開的“傳天數者”名單，後人亦有步武者，比如《晉書·天文誌·上》有如下的名單∶
高陽∶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鹹。
周室∶ 史佚。
魯∶ 梓慎。
晉∶ 蔔偃。
鄭∶ 裨竈。
宋∶ 子韋。
齊∶ 甘德。
楚∶ 唐昧。
趙∶ 尹臯。
魏∶ 石申夫。
與太史公所述大同小異。增加的魯之梓慎、晉之蔔偃，皆為《左傳》、《國語》等古籍中有行事記載之真實人物。
3
“傳天數者”固然是自巫覡沿革而來，後來歷朝太史局、太史院、欽天監中的官員又都是專職，但有時皇家首席天學家反而身兼它職。這壹現象淵源久遠，在司馬遷提供的“昔之傳天數者”名單中，史佚、萇弘就是這種情形。史佚是“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3] 古時太史地位尊崇，殆類帝師，天學事務當然是他的重要職責之壹，但他也還有許多旁的職責，非後世太史令之專壹職責可比。[4] 萇弘則是“周大夫”，[5] 但他卻是“周室之執數者也”。[6] 漢代以下，這壹現象更為明顯，比如北魏的崔浩，在朝中被公認為天學第壹人，遇有重大天象出現，只有崔浩為眾望所歸，能出來發言，[7] 但其時太史令卻另有其人。又如明末的徐光啟，他無疑是當時朝廷天學事務中最重要、也最活躍的人物，但他卻不是欽天監的負責人。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壹些。這壹現象雖不普遍，卻應該看作是上古的流風遺韻──通天之學作為“王者之師”必須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藝之壹，不僅有其程式化的外表（比如皇家天學機構及其負責人），更有其實質內容，擔任通天重任的人選，是可以不拘壹格的。關於這壹方面，可以從李淳風所提供的另壹份古代天學家名單中認識更多的內容。
4
在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種傳世星占學著作之壹，唐代李淳風的《乙巳占》自序中，李淳風將歷代著名的“傳天數者”分成十壹類，依次如下∶
開基闡業，以濟民俗，因河洛而表法，擇賢達以授官∶
軒轅、唐、虞、重、黎、羲、和。
疇人習業，世傳常數，不失其所守，妙賾可稱∶
巫鹹、石氏、甘公、唐昧、梓慎、裨竈。
博物達理，通於彜訓，綜核根源，明其大體∶
箕子、子產。
抽秘思，述軌模、探幽冥，改弦調∶
張衡、王興元。
沈思通幽，曲窮情狀，緣枝反幹，尋源達流∶
譙周、管輅、吳範、崔浩。
托神設教，因變敦獎，亡身達節，盡理輔諫∶
谷永、劉向、京房、郎（豈頁）之。
短書小記，偏執壹途，多說遊言，獲其半體∶
王朔、東方朔、焦貢、唐都、陳卓、劉表、郗萌。
委巷常情，人間小惠，意唯財谷，誌在米鹽∶
韓楊、錢樂。
參同異，會殊途，觸類而長，拾遺補闕∶
蔡邕、祖暅、孫僧化、庾季才。
竊人之才，掩蔽勝己，諂諛先意，讒害忠良∶
袁充。
妙賾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傷殘∶
郭璞。
其中第壹類將黃帝、堯、舜與重、黎、羲、和等並列，似乎不倫，其實正可以理解為上古之時王為群巫之首的遺跡。自巫鹹至裨竈，皆為《史記·天官書》名單中人物，此處不必再論。但是後面各類中壹個頗為引人註目之點，就是出現了不少在人們通常觀念中根本不以天學名世的人物，這顯然會使許多現代讀者感到奇怪。
5
天文星占之學是古代的大學問，軍國大事必須依靠它來指導——古人確實是真心誠意相信這壹點的。雖然歷代多有嚴禁民間私習的法令，但是作為“與國同休戚”的高官重臣，重任在身，不能不對天學有所掌握；而那些關於私習的禁令，對他們自然也不會“壹視同仁”。[8] 因此，壹些在現代人心目中是政治家、文學家等等的歷史人物，確實曾經是當時的天學大家，甚至擔任過太史令之類的官職。我們不妨結合李淳風的名單，來看壹些個案。
在李淳風《乙巳占》給出的名單中，有好幾人是壹向不以天學名世，也不擔任天學官職的，例如∶
子產。子產之被列入這壹名單，似乎比較勉強。子產作為春秋時代的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鄭國多年的執政大臣，推測他可能略通天文星占之學，雖然也不算太離譜，但是史籍中所載子產與天學發生關系之事，卻是他對星占預言的拒絕。事見《左傳》昭公十七、十八年∶鄭國星占家裨竈根據壹次彗星的出現，預言宋、衛、陳、鄭四國都將遭受火災，建議用玉器祭神以免禍，但被子產拒絕；既而火災真的發生，裨竈又預言還將再次發生火災，再次提出要用玉器祭神，子產還是堅持拒絕，這壹次連子產執政最積極、最有力的支持者子大叔都批評子產，但子產仍不為所動，並說出壹番名言∶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直斥裨竈“不知天道”，只是多說幾次預言，偶爾說中而已。這在古代是對壹位星占學家最嚴厲的攻擊（裨竈很可能因此要痛恨子產壹輩子）。而“天道遠，人道邇”的名言，在篤信天文星占之學的古代中國社會傳統中，也是非常少見的。但是李淳風卻對兩造都給好評∶裨竈是“不失其所守，妙賾可稱”，子產不迷信星占預言，也得到“明其大體”的考語。
箕子。因他曾向周武王說過“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四曰五紀∶……壹月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類的話（《史記·宋微子世家》），也被李淳風列入“明其大體”之例。
蔡邕。他是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曾與包括太史令在內的壹些高級官員壹起被皇帝召見，“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看來他精通天文星占之學的名聲早已傳播朝野，他還作過《漢記》，分為“十意”，其第壹和第五分別是《律歷意》和《天文意》。[9] 《隋書·律歷誌》說東漢朝廷曾“命劉洪、蔡邕***修律歷，司馬彪用之以續班史。”後來蔡邕獲罪戍邊，猶從朔方上書，追述前事，意欲自薦。其書載於《後漢書·律歷誌》註中。《舊唐書·歷誌》說劉洪、蔡邕、何承天、祖沖之等人“皆數術之精粹者，至於宣考歷書之際，猶為橫議所排。”《隋書·天文誌》又說“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違失。”從這些石料來看，他是東漢後期非常活躍的天學家。
劉表。這位東漢末年荊州地區不成氣候的割據者，卻有壹部歸入他名下的星占學著作《荊州占》，在後世流傳了幾百年。至少到唐代，《荊州占》還是李淳風撰《乙巳占》、瞿曇悉達撰《開元占經》時的重要參考書之壹，李淳風在《乙巳占》中開列他自述是“幼小所習誦”的星占學參考書***二十五種，其第十八種即“劉表《荊州占》”。此書多半是劉表召集星占學家編撰的，不過由他“領銜”而已，殆如當今的許多“主編”壹樣。劉表當時的地位在君臣之間。他對星占學想必是極感興趣的。
關於此類情形，還可以再舉壹個比較有趣的例子，《晉書·天文誌》──也是出於李淳風之手──卷上“州郡躔次”章中介紹分野方案時，先說明是八家***同使用的方案，而八家竟是∶
陳卓、範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
如果我們去看現代的中國天文學史著作，當然會在裏面看到陳卓和張衡，這兩人都曾擔任太史令——陳卓曾擔任過東吳、西晉和東晉三朝的太史令，又匯總了古代最重要的三派星占學的星圖；張衡留下了《靈憲》等天學著作，又造過演示天象和預報地震的儀器。京房就只好到腳註裏去碰運氣了，至於其余五人，那是根本不可能被提到的。然而根據李淳風的引用，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也曾有天學著作傳世──當然範蠡、鬼谷子和張良等很有托名的可能。
6
作為皇家天學家，天機在握，儼如帝師，往往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很能夠滿足“士”的表現欲和權力欲了。然而當皇家天學家常常並不快活----不僅不快活，而且還非常危險，稍壹不慎就會有性命之憂！這裏先看幾個事例，對於這些事例背後的機制，我們回憶前面的章節就會很容易得到理解。
郭璞。說到郭璞，壹般的文史學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的《江賦》、《遊仙詩》之類。李淳風則將他列為“妙賾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傷殘”的代表。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古代的天學不是為了探索自然，而是為了溝通天地人神，歸根到底則是為了仰窺天意，預知未來，好為皇家決策提供參考和依據。因此天學家的知識決不能僅限於天文星占之學，他還要精通許多有關的方術。郭璞正是這樣的人物。《晉書》本傳說他“洞五行、天文、蔔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他的傳記中充滿著他預知未來、洞曉方術的神奇故事。比如他早就通過蔔筮預見到永嘉之亂∶“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 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
精通天學，參與機要，自然是榮寵，但是壹旦卷入政治漩渦，危險也就很大。南渡後，郭璞受到王導的器重，在朝中屢次展示預知未來的能力，致使“帝甚重之”、“帝甚異之”。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名聲，到王敦作亂時，他的禍患就臨頭了。準備討伐王敦的溫嶠、庾亮請他蔔筮，他告訴他們“大吉”，使他們堅定了行動的信心。而王敦起兵時，令郭璞蔔筮成敗，郭璞卻告訴他“無成”，還勸他回到武昌（意即不要在建康問鼎），才能長壽。於是王敦大怒，下令將郭璞處死。所以李淳風說他是“忠告善道，致被傷殘”。
這裏不妨插入壹段壹千多年後西方天文學家的故事，作為與郭璞之事的有趣對比。公元1610年，德意誌處在內戰之中。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被後來的歷史學家斥之為“神經不正常”的魯道夫二世（Rudolph II），天文學家開普勒（Kepler）他同時也是當時著名的星占學家──是魯道夫二世禦前的“皇家數學家”。皇帝為了鞏固自己日益縮小的權力，召來了雇傭軍；而反對派則召來了匈牙利國王──盡管從理論上說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戰雙方都要開普勒為他們作星占學預蔔。這時候眼看魯道夫二世末日將要來臨，但是開普勒依然恪守臣節，忠於皇帝。因此他故意為國王方面作了不利的預言，想借此削弱他們的信心；同時他警告皇帝的擁護者們，在作出重大決策時切不可相信星占學，他坦率地告訴他們，星占學“不僅應該從議會中清除出去，而且也應該從那些現在想給皇帝進言的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應該把它從皇帝的視野裏完全清除出去”！然而開普勒的這番努力終於無濟於事，敵軍還是攻入布拉格，皇帝被迫退位。
在上面兩個故事中，星占學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都試圖利用自己的星占學預言去影響事態的發展，郭璞和開普勒的做法可謂異曲同工。這裏牽涉到壹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是，星占家對於自己的星占預言是否真的相信? 從開普勒的故事來看，他多半是不相信的。至於郭璞，他的心跡與開普勒相同的可能性也很大──“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中國古代政治運作中的大奧秘之壹，政治家和卷入政治的方術之士都必須明白這壹點，否則就是不入流了。
吳範。與郭璞丟了性命的結局相比，吳範的遭遇要好壹些。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歷數、知風氣（指風角、望氣之術）聞於郡中”。孫權崛起之後，吳範“ 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成為孫權禦前的首席天學家，以騎都尉領太史令。據說他對劉表之死及荊州的敗亡、劉備之占領益州、關羽之敗走麥城等等壹系列那個時期的重大事件，都曾向孫權作出過非常準確的預言（《三國誌·吳書》本傳）。
然而吳範與孫權之間的關系並不愉快。
當年孫權尚未稱王時，吳範曾向他進言說“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這類進言是天學家向有意問鼎的政治人物勸進邀寵的典型話頭，也是他為自己所服務的政治軍事集團制造輿論、進行政治宣傳的常用方式。孫權當時對吳範說∶“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到了公元219-220年之際孫權受封為吳王，[10] 大宴群臣時，吳範提醒孫權昔日封侯的諾言，孫權卻試圖只用壹條綬帶來應付他。接著論功封賞，下面報上來的封侯名單中本來有吳範，頒布之前卻被孫權特意劃掉。孫權為何如此？原來根子早已種下──孫權自己也對星占學極感興趣，多次向吳範表示想請他講授，但是吳範壹直“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範終於未能封侯。不過他總算得以善終。他病逝以後，孫權追思不已，“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庾季才。他可以算在政治漩渦中善於自處、投機得當的例子。他原是蕭梁的太史令，北周破江陵，庾季才轉事北朝。這種事在當時很常見，似乎沒有人以“氣節”之類的“大義”去嚴譴，更未見有人以“漢奸”斥之──別忘記北周是鮮卑人建立的王朝，是真正的異族呢。宇文泰“壹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 《隋書·藝術傳》）。武成二年，庾季才與同是由梁入北周的大文士庾信、王褒壹同成為北周的“麟趾學士”。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的開始十多年中，大權落在宇文護之手，宇文護幾乎成了北周王朝實際上的統治者。等到武帝殺死宇文護，自然要對往日趨附宇文護的眾臣進行株聯和清洗。武帝親自檢查從宇文護那裏查抄出來的文書檔案，凡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這實際上就是曾向宇文護效忠勸進，鼓動他奪取皇位的人，都被誅戮；而在庾季才致宇文護的兩紙書信中，卻看到通過談論天象和災異勸宇文護“反政歸權”的內容。武帝大為稱賞，認為庾季才“至城謹愨，甚得人臣之禮”，於是升官。
庾季才這件事上雖然自處得當，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然而伴君如伴虎，稍壹不慎就會獲罪。入隋以後，天學家之間的相互傾軋頗為劇烈，庾季才說了壹句真話，就被免職。
那時隋文帝將太子楊勇廢為庶人，改立晉王楊廣（即後來的亡國之君隋煬帝）為太子，當時的太史令袁充壹貫假托祥瑞以迎合帝意，此時竟奏稱“隋興以來，日景漸長。……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稀有”。盡管天人感應之說在古代中國深入人心，但說日長竟會因“大隋啟運”而增加，畢竟過於離譜。袁充如此謬說，實在不能不令同行和後人齒冷，當時隋文帝卻對此覺得有點正中下懷。他倒也曾就此事去征詢過庾季才的意見，庾季才就直言袁充之謬，結果卻是“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不過仍然“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算是還讓他發揮壹點余熱。
庾季才在家壽終正寢，終年八十八歲，運氣應屬不壞了。
劉基。最後我們舉劉基的例子，以見作為皇家天學家這種“帝王之師”的生涯有時候是如何臨深履薄。劉基原是元朝的進士，也作過幾任元朝的官職，因朝政腐敗，遂棄官隱居。後來被朱元璋羅致，成為朱元璋的頭號謀士，終於幫助朱元璋成就了帝王之業。與此同時，劉基也是朱元璋政權的首席天學家。朱元璋稱帝，他出任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歷》──《大統歷》是元代郭守敬《授時歷》的改編本，壹直行用到明亡之歲。
劉基在履行皇家天學家職責時，本來就極謹慎，《明史·劉基傳》說“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希而焚其草”。等到朱元璋帝業既成，劉基作為開國元勛，理應大受封賞，享受榮華富貴了，他卻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壹心想避免朱元璋殺戮功臣的慘禍∶“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然而即便如此，最終還是未能免禍。
劉基的政敵胡惟庸上奏稱∶劉基企圖占據壹塊有“王氣”的地作為自己的墓地。這壹指控非同小可！
“王氣”者，帝王之氣也，按照中國古代天學中的有關理論，某地有“王氣”，則此地將有帝王興起。大漢、盛唐這樣的強大王朝之崛起自然有王氣作為先兆；即使是偏安江左的小王朝也有它的王氣──隋文帝滅陳之日，才使得“金陵王氣黯然收”；就連兩宋之際偽楚、偽齊這樣短壽促命的漢奸政權也有其王氣，姑舉嶽珂《桯史》卷八“阜城王氣”條為例∶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宋徽宗)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鐘。居壹年，猶雲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逾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金酋，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偽楚張邦昌、偽齊劉豫)皆阜城人，卒如所占雲。
既然如此，劉基企圖染指“王氣”，豈非已有不臣之心？
劉基在輔佐朱元璋造反奪天下的過程中，多半也講論過“鳳陽王氣”、“金陵王氣”之類的話頭，劉基的天學既能幫助自己奪得天下，又焉知不能從自己兒孫手中再將天下奪去？許多開國帝王在屠戮功臣時都有這種擔憂。胡惟庸正是利用這壹點來打擊、誣陷劉基。朱元璋雖並不全相信這種指控，但仍不免“頗為所動”，就削奪了劉基的俸祿。劉基非常害怕，入京謝罪（不管實際上有沒有罪，天子既然懲罰了妳，妳就壹定有罪----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並且留在京師不敢再回去。
不久劉基憂憤成疾，吃了胡惟庸派來的醫生所開之藥，病情更加惡化──相傳他是被毒死的。臨終之時，他又作了壹項為子孫免禍的努力∶
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
劉基叫兒子趕快將不許民間私習的《天文書》上交，子孫後代再也不要學這種東西了！[11] 這位生前以天學名世的人，卻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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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頁33。
[2] 《天學真原》，頁69-98。
[3] 《國語》韋昭註。
[4] 本書第四章還將進壹步談到此事。
[5] 裴氏《史記集解》引鄭玄曰∶“萇弘，周大夫”。
[6] 《淮南子·泛論訓》。
[7] 《天學真原》，頁61-62。
[8] 下面這個故事就透露出此中消息∶明代王鏊《震澤長語》卷上“占歲”中雲∶
仁廟壹日語楊士奇等∶見夜來星象否? 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 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 乃以《天官玉歷祥異賦》賜群臣。
雖然中國古代有私習天文之厲禁，直到明代中後期才開始逐漸放松，但明仁宗的
上述說法，前代帝王大體也是能夠同意的。
[9] 參見《後漢書·蔡邕傳》。
[10] 公元219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其明年是理論上的東漢延康元年，同時也是魏文帝曹丕登基的黃初元年，但《三國誌》中仍將此年稱為建安二十五年；此為庚子年。吳範所謂“亥子之間”，即指此兩年之交。
[11] 我們在下壹章將要談到，皇家天學官員通常是世襲的，明代尤甚。劉基既曾擔任過太史令，其子應該是可以合法習天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