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義五經》以來，經學向簡潔實用的方向發展。比如在《禮記》中，取實用具體的《禮記》，而不是艱澀繁瑣的李周、李逸；《春秋》只取了簡潔傳神的《左傳》，而拋棄了曾經占統治地位的《公羊傳》和《谷亮傳》。這對唐代以後的學風從玄學走向實用主義起到了壹定的推動作用。
《正義五經》引用大量史料解釋法規制度，發現名器，並在文字訓詁中加以細化，為後人研究經典提供了便利。該書包含了豐富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習俗等內容，是研究人員的寶貴資料。在撰寫《五經正義》的過程中，采用了舊本，廣泛收集了漢魏兩晉南北朝學者的研究成果，因此能夠綜合包括古義在內的各種意見，在唐代具有較高的權威性。
由於學術權威性高，加上朝廷頒布的官書，五經正義代代相傳，不易消亡。它所選取的註解，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流傳至今。而且因為裏面收錄了大量重要的古籍，很多書在後世都消亡了，後人依靠這本書得以壹窺其原貌。
盡管許多人批評五經正義在解決問題上過於冗長，但它在保存古籍史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五經正義正式頒布後，成為士人學習經典和科舉考試的統壹標準。從唐朝到宋初，明朝選士，以此為準。以科舉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壹大進步。五經義順應了科舉考試的需要，消除了儒家學派眾多、章句繁雜的弊端，折衷了南學和北學(強調南學)，形成了經義統壹的儒家學說，在當時確實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五經正義》的頒布，標誌著經學史上大壹統局面的形成，是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此以後，讀書人背誦儒家經典，參加考試，必須嚴格按照正義的原則，不能建立新的理論，否則就被視為異端。這種思想、文化、學術領域的專制統壹，必然會窒息學術氛圍，阻礙儒家經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