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策時代的古籍所以是單篇流行，主要是因為文字的載體──竹簡太笨重。從出土的秦漢竹簡看，通常每枚竹簡只容納三十或四十個字左右。即以四十個字算吧，壹篇壹萬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簡，這就是說，壹部五十萬字的書，就需要壹萬二千五百枚竹簡，這無論從體積上說還是從重量上說，都是十分可觀的.。這就決定了當時的書籍，只能是以壹篇為單位流傳。例如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他在同書《老子韓非列傳》亦說，韓非?故作《孤憤》、《王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所列舉的，都分別是今天《管子》、《韓非子》兩書中的篇名，很可說明當時的書籍的單篇流行的事實。古籍的單篇流行，帶來了下列後果：①壹個作者的書，讀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統壹;②壹部完整的書，由於單篇流傳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記》壹百三十篇，從司馬遷寫成，到班固《漢書。藝文誌》著錄時，就已有?十篇有錄無書?，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晉之時，紙作為壹種輕便的書寫工具，已逐漸普遍使用。
晉人傳鹹稱紙?含章蘊藻，實好期文?。並說紙有?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的優點(以上引文均見《紙賦》)。這樣，古籍就改變了過去單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壹起，即?集?的形式流傳了。《四庫總目》?別集類?的上序說：集?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壹官壹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卷壹四八、集部、別集類)
?集?的流傳形式，大體有下列特點：①壹個人的著述較為集中，為研讀壹個人或壹個學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詩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親屬、門弟子編定、較為可靠;③由於?集?的容納量視簡策的單篇大大加大，鈔寫並不容易，故書籍很受人珍視，往往壹書而幾代相傳，反復校勘，絕少訛誤，精本較多。
自唐以後，雕版印刷盛行，書籍不僅壹改而為批量流行，而且，它還作為商品進入了交易市場。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是：①書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訛誤，則廣為擴散，甚至以訛傳訛;③由於商人刻書以盈利為目的，粗制亂造者往往有之。鑒於這種情況專門研究和品評版本優劣的版本學便應運而生;同時，校訂文字訛誤的校勘學也得到了極大發展。